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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韵熔铸豪放魂:马致远与元曲巅峰成就

元贞元年(1295年)秋的大都城庆丰楼,残阳如血洒在窗棂上,四十余岁的马致远执杯远眺,目光掠过楼下熙攘的人群,落在天际南

元贞元年(1295年)秋的大都城庆丰楼,残阳如血洒在窗棂上,四十余岁的马致远执杯远眺,目光掠过楼下熙攘的人群,落在天际南飞的雁阵上。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头的散曲稿纸,“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字句在暮色中渐显清晰。恍惚间回到十年前的江浙行省官场,他捧着赈灾文书奔走于泥泞乡间,却因权贵阻挠而壮志难酬,临行前在驿站墙壁题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那时的笔墨已染着几分归隐的意趣。

从东平才子到大都曲坛巨匠,从官场小吏到“曲状元”,马致远用一生的“叹与悟”,在元帝国科举废止、文人失路的时代背景下,书写了属于“豪放派曲家”的辉煌篇章。他以凝练的笔触勾勒秋日沧桑,以悲壮的叙事演绎历史兴亡,以超脱的心境吟唱归隐情怀;即便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数十部,其《天净沙·秋思》仍堪称“秋思之祖”,《汉宫秋》更是元曲历史剧的巅峰之作,深刻塑造了元曲豪放派的艺术特质,成为元曲“四大家”中不可或缺的标杆人物。

 

东平岁月:书香熏陶的文墨初成

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东平府(今山东东平)的一个儒学世家,马致远诞生了。此时的东平府虽已归入蒙古版图二十余年,却因是元初“汉法试点”的核心区域,成为北方儒士的聚集地。“东平四杰”(严实、严忠济、宋子贞、李昶)在此推行文化教化,创办东平府学,使东平府形成了“儒风昌盛、雅俗共生”的文化氛围。马致远的祖父马仁卿是东平府学的教授,精通经史、擅长诗文,父亲马从义曾任东平路幕僚,家中藏书万卷,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年幼的马致远埋下了文学启蒙的种子。

马致远自幼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三岁随祖父识文断字,五岁能背诵《诗经》中的边塞诗篇,八岁入东平府学学习,对《楚辞》《庄子》中的超脱思想尤为痴迷,更偏爱搜集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与散曲唱词。十一岁时,他便能模仿杜甫《登高》的风格创作《秋兴》一诗,其中“落木萧萧风渐紧,孤雁南飞去无痕”之句,让祖父马仁卿惊叹“此子笔下有悲秋之气,日后必成文坛奇杰”;十五岁时,他在东平府的书肆中得到关汉卿《窦娥冤》的抄本,反复研读后写下《读窦娥冤》一文,提出“曲之妙,在以俗笔写雅情,以浅语传深意”,显露出超越同龄人的文学鉴赏力。

蒙古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十岁的马致远凭借祖父的荫庇与自身的才学,进入东平路总管府担任“提控案牍”,负责文书撰写与档案整理工作。这段仕途经历虽平淡,却让他得以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群,更搜集到大量鲜活的历史典故与民间传说。他常利用公余时间出入东平府的瓦舍勾栏,观看杂剧演出,与艺人探讨唱腔与叙事技巧。当时东平府的杂剧作家高文秀正在创作《黑旋风双献功》,马致远多次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常彻夜探讨历史剧的创作心得。高文秀曾对人说“致远之才,在描摹历史兴亡上远超于我,其笔能写尽英雄落魄之痛,亦能道破世事无常之叹”。

在东平府的幕僚生涯中,马致远开始尝试散曲创作。他的首部散曲作品《南吕·四块玉·叹世》,以“带野花,携村酒,烦恼如何到心头。谁能跃马常食肉?二顷田,一具牛,饱后休”为题,借田园生活的描绘抒发对官场的厌倦,语言凝练,意境超脱,在东平府的文人圈中广为流传。此时的他虽未完全放弃仕途理想,却已在散曲中流露出“归隐避世”的倾向,这与元初文人“科举废止、仕途受阻”的时代困境密不可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儒冠误身,不如以笔寄情,借山水之趣消胸中块垒”,这一创作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蒙古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十四岁的马致远因才华出众,被举荐至大都太学深造。临行前,高文秀为他践行,赠诗“笔底沧桑藏兴废,他年当谱汉宫秋”,这句赠言竟成了马致远日后创作《汉宫秋》的预言。在大都太学期间,他结识了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大家,与他们共同参与“玉京书会”的活动,探讨杂剧与散曲的创作技巧。这段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更让他明确了“以历史写现实,以豪放抒悲情”的创作方向。

仕途沉浮:宦海失意的艺术觉醒

蒙古至元二十年(1283年),二十八岁的马致远从太学毕业,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务官(掌管税收的小吏),正式踏上仕途。此时的江浙行省是元帝国的经济中心,却也因官场腐败、权贵横行而矛盾重重。马致远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赴任,却很快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他负责的赈灾税款被上司克扣,提出的“轻徭薄赋”建议被驳回,甚至因拒绝为权贵敛财而遭到排挤。

在江浙行省任职的五年间,马致远遍历江南的山山水水,既见识了“钱塘自古繁华”的市井盛景,也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惨状。他曾在杭州西湖边看到流民饿死街头,写下《双调·水仙子·西湖感怀》:“六桥烟柳,三竺云峦,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谁知歌舞地,偏养虎狼心。朱门醉,白骨沉,叹繁华转眼成尘”,以繁华与悲凉的对比,揭露了社会的不公。这段经历让他彻底认清了官场的黑暗,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现实素材。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十三岁的马致远因得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合马,被调任江西行省掾吏,官职未升反降。此时的他已心灰意冷,在赴任途中写下《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仅二十八字的散曲,以“枯藤、老树、昏鸦”等萧瑟意象,勾勒出天涯游子的思乡之苦与失意之悲,语言凝练到极致,意境深远到极致,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被时人誉为“秋思之祖”。关汉卿看到这首散曲后,赞叹道“致远此作,二十八字写尽天下游子悲苦,真乃曲中神品”。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阿合马倒台后,马致远虽得以平反,却已对仕途彻底绝望,毅然辞去官职,携家人返回大都。此时的大都已成为元曲创作的中心,关汉卿、王实甫等好友纷纷劝他投身曲坛,他欣然应允,加入了大都最知名的“玉京书会”,与李时中、红字李二、花李郎等作家合作创作杂剧,开启了他艺术生涯的巅峰期。书会会长关汉卿对他极为器重,任命他为“总编修”,负责剧本的统筹与修改工作,马致远也因此获得了“曲状元”的美誉。

在玉京书会期间,马致远将仕途失意的悲愤与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融入创作,先后创作了《汉宫秋》《岳阳楼》《青衫泪》等十余部杂剧。其中《汉宫秋》是他的代表作,以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却打破了传统“昭君出塞”的叙事模式,将王昭君塑造为“为保家国而牺牲爱情”的悲剧英雄,将汉元帝塑造为“有心保民却无力回天”的失意君主,借历史故事抒发了元初文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这部作品完成后,由大都名角刘耍和饰演汉元帝、顺时秀饰演王昭君,首演便引起轰动,成为玉京书会的“压箱底”剧目。

《汉宫秋》深度解析:历史悲剧的现实投射

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简称《汉宫秋》)之所以能成为元曲历史剧的巅峰之作,核心在于其对“昭君出塞”历史故事的创造性改编——它打破了传统叙事中“昭君和亲、安邦定国”的圆满模式,通过悲剧性的情节设计、立体的人物塑造与深刻的主题表达,将历史故事与元初文人的现实困境相结合,实现了“以史喻今、以悲抒怀”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塑造上,《汉宫秋》实现了从“历史符号”到“情感主体”的突破。汉元帝作为作品的核心人物,不再是传统历史叙事中“昏庸无能”的君主,而是一个集“帝王威严”与“文人失意”于一身的复杂形象。他精通音律、富有才情,能为宫女王昭君创作《霓裳羽衣曲》,却在朝政上受制于权臣毛延寿与匈奴势力;他深爱着王昭君,却因“家国大义”不得不将她送往匈奴和亲,在昭君离去后,他“挑灯坐,坐久忆年时”,深夜独守空宫,听着孤雁哀鸣,唱出“兀良,怎生对着烛影儿坐?这般好天良夜,兀的不寂寞杀我也”的悲叹,将帝王的孤独与失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马致远通过对汉元帝心理活动的细腻描摹,实则投射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人生感慨——汉元帝的“帝王无力”与马致远的“文人无用”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王昭君的形象同样实现了颠覆性的重塑。传统叙事中的王昭君多是“被动和亲”的牺牲品,而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则是“主动牺牲”的悲剧英雄。她出身贫寒,却不愿向画师毛延寿行贿,被毛延寿故意画丑,埋没于后宫;当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后,两人陷入热恋,她却因毛延寿叛逃匈奴、献出她的真容,导致匈奴以武力逼迫和亲;在国家危难之际,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主动提出“愿为国家息兵戈,亲赴匈奴和亲”,在抵达匈奴边境后,却不愿屈从于匈奴的习俗,毅然投江自尽,以生命践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马致远通过这一改编,将王昭君从“政治工具”塑造为“兼具美貌、才情与气节”的女性形象,既歌颂了她的爱国精神,也同情她的爱情悲剧。

反派人物毛延寿的塑造则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马致远将他设定为“贪婪、奸佞、叛国”的典型,他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而故意画丑其容貌,因害怕东窗事发而叛逃匈奴,向匈奴单于献上王昭君的真容,挑起边境战乱。这一形象实则是元初贪官污吏的缩影——马致远在江浙行省任职时,曾亲身经历过权贵索贿、官场腐败的黑暗,毛延寿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种现实的艺术批判。而匈奴单于的形象也并非简单的“侵略者”,他既有着“武力强大”的威慑力,也有着“尊重英雄”的一面,在得知王昭君投江自尽后,他下令处死毛延寿,为昭君报仇,这种复杂的塑造使作品更具现实感。

在情节设计上,《汉宫秋》展现了“环环相扣、悲喜交织”的叙事技巧。马致远以“毛延寿索贿”为起点,以“汉元帝遇昭君”为发展,以“匈奴逼亲”为高潮,以“昭君投江”为结局,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跌宕起伏的叙事链条。其中“汉宫惊梦”“长亭送别”“边境投江”三个场景堪称经典:“汉宫惊梦”中,汉元帝梦见王昭君被匈奴人掳走,惊醒后听到孤雁哀鸣,将梦境与现实交织,烘托出悲凉的氛围;“长亭送别”中,汉元帝与王昭君执手相看泪眼,唱出“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征西将”的悲叹,将个人爱情与家国大义的冲突推向极致;“边境投江”中,王昭君在匈奴边境“脱簪解环,投江而死”,以生命的终结完成了人格的升华,也让整个故事的悲剧性达到顶点。

在主题表达上,《汉宫秋》实现了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批判”的升华。马致远通过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悲剧,直指元初文人“怀才不遇”的集体困境——汉元帝的“帝王无力”对应着文人“报国无门”,王昭君的“牺牲悲剧”对应着文人“被迫归隐”,毛延寿的“官场腐败”对应着现实“权贵当道”。作品结尾,汉元帝在昭君投江后,将毛延寿的画像悬挂于宫中,每日对着画像哀叹,这种“余悲未了”的结局,打破了传统杂剧“大团圆”的模式,更深刻地表达了“悲剧无法挽回”的现实感慨。正如元代文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评价:“《汉宫秋》以历史写现实,以悲情抒胸臆,字字泣血,句句含情,真乃元曲悲剧之冠”。

散曲创作:豪放悲秋的情怀写真

如果说杂剧是马致远面向大众的“历史言说”,那么散曲便是他直面内心的“情怀写真”。他一生创作了百余首散曲,包括小令与套数,内容涵盖了悲秋叹世、归隐情怀、历史感慨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豪放中见悲凉,凝练中藏深意”的独特风格,与关汉卿的犀利、王实甫的婉约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元曲豪放派的代表。

“悲秋”是马致远散曲最核心的主题,《天净沙·秋思》便是这一主题的巅峰之作。这首小令仅用二十八个字,便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十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萧瑟悲凉的秋日画卷,最后以“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点睛,将天涯游子的思乡之苦与失意之悲推向极致。这首散曲的艺术魅力在于“以景喻情、情景交融”,没有直接抒情,却通过意象的叠加让情感自然流露,正如明代文人李贽评价:“《天净沙》二十八字,无一字直接写悲,却无一字不悲,真乃神来之笔”。除《天净沙·秋思》外,《双调·夜行船·秋思》也是“悲秋”主题的代表作,这套散曲以“百岁光阴如梦蝶”开篇,感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通过“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的比喻,批判了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争,最后以“且归去,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归隐之愿收尾,展现了从“悲秋”到“超脱”的心境转变。

“归隐”是马致远散曲的另一重要主题,展现了他对官场黑暗的厌恶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南吕·四块玉·归隐》系列散曲是这一主题的集中体现,其中“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描绘了田园生活的闲适自在;“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则直白地表达了对官场的厌倦与对自由的追求。这些散曲的语言通俗易懂,却意境深远,既继承了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归隐思想,又融入了元初文人的现实困境,形成了独特的“元曲归隐风”。

“历史感慨”也是马致远散曲的重要内容,他常借历史人物与典故,抒发对兴亡得失的思考。《双调·蟾宫曲·叹世》中,他写道“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以项羽、刘邦、韩信等历史人物的兴衰,感叹“功名利禄皆为泡影”;《中吕·粉蝶儿·寰海清夷》中,他借汉武帝、唐太宗的历史故事,批判了“穷兵黩武”的帝王行径,表达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这些散曲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展现了马致远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在艺术风格上,马致远的散曲以“凝练、豪放、悲凉”著称。他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意象,如“枯藤老树昏鸦”仅六个字便勾勒出萧瑟的秋景;他的豪放不同于苏轼、辛弃疾的“大江东去”,而是带着一种“失意后的超脱”,如“且归去,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豪放中藏着悲凉;他的悲秋也不同于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而是带着一种“文人的孤独”,如“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将个人的失意与秋日的萧瑟完美融合。明代曲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评价:“马致远之曲,如老吏断案,字字精准;如壮士悲歌,句句苍凉,堪称元曲豪放派之宗师”。

交游与传承:曲坛宗师的人脉网络

马致远之所以能成为元曲豪放派的宗师,不仅在于其个人的创作成就,更在于他在玉京书会构建的庞大曲坛人脉网络,与同时代的文人、艺人相互切磋、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元曲的繁荣发展。在他的交游圈中,既有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杂剧大家,也有刘耍和、顺时秀这样的著名艺人,还有姚燧、卢挚这样的文人学者,这些人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元曲的黄金时代。

马致远与关汉卿的交情最为深厚,两人堪称“元曲双璧”。关汉卿作为玉京书会的会长,对马致远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总编修”,还与他合作创作了《鲁斋郎》《蝴蝶梦》等杂剧。关汉卿的社会悲剧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马致远,使他的《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了现实批判;而马致远的豪放风格也影响了关汉卿,关汉卿晚年创作的《单刀会》中,关羽“大江东去浪千叠”的唱词,便带有明显的马致远散曲的豪放特质。两人常聚集在大都的“醉仙楼”,饮酒论曲,探讨创作技巧,关汉卿曾说“致远之曲,以悲见真;吾之曲,以怒见真,殊途同归耳”。

与王实甫的交往则展现了马致远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王实甫以爱情剧见长,风格婉约细腻,而马致远以历史剧与豪放散曲见长,风格悲凉豪放,两人虽创作风格迥异,却相互欣赏。王实甫观看《汉宫秋》首演后,赞叹道“致远此作,以历史写爱情,以豪放写婉约,真乃曲坛绝唱”,并在自己的《西厢记》中借鉴了《汉宫秋》“以景喻情”的创作技巧;马致远也十分推崇王实甫的《西厢记》,认为其“文采与本色兼备,雅俗共赏”,并在自己的《青衫泪》中融入了《西厢记》“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两人还共同培养青年曲家,如郑光祖、乔吉等都曾受两人指点,成为元曲后期的重要作家。

与玉京书会艺人的合作,则是马致远艺术成就的重要保障。刘耍和作为大都最著名的净角演员,与马致远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马致远为刘耍和量身打造了《汉宫秋》中的汉元帝、《岳阳楼》中的吕洞宾等角色,充分发挥了他“声腔豪放、情感饱满”的表演特长;刘耍和则以精湛的表演诠释了马致远剧本中的人物,如在饰演汉元帝时,他通过“捶胸顿足”“仰天长叹”等动作,将汉元帝的失意与悲愤展现得淋漓尽致。马致远曾作《南吕·一枝花·赠刘耍和》赞美他:“声如钟,气如虹,演尽兴亡痛,唱残今古风。艺压群芳,悲喜皆能控,刚柔总适中”。顺时秀、红字李二等艺人也与马致远密切合作,顺时秀饰演的王昭君“温婉中藏刚烈”,红字李二饰演的毛延寿“奸佞中露贪婪”,都成为经典的舞台形象。

除了杂剧界人士,马致远还与许多文人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元初著名文人姚燧、卢挚都是马致远的好友,姚燧在《读汉宫秋》中写道“致远之笔,写尽历史沧桑,其汉元帝之悲,实乃天下文人之悲也”;卢挚则在《赠马致远》中赞道“秋韵秋思写不尽,曲中状元数致远”。这些文人的推崇,提升了元曲的文学地位,使元曲从“市井艺术”逐渐跻身“雅文学”的行列。此外,马致远还与道教人士有所交往,他的《岳阳楼》《黄粱梦》等杂剧融入了道教“超脱避世”的思想,这与他与全真教道长丘处机的交往密不可分。

晚年归隐与历史回响:豪放风骨的千年传承

元大德十年(1306年),五十一岁的马致远因身体原因,辞去玉京书会总编修之职,返回故乡东平府归隐。他在东平府城外购置了二顷良田、一区宅院,每日“弹琴、饮酒、赋诗、作曲”,过着“绿水边,青山侧,闲身跳出红尘外”的闲适生活。即便归隐,他仍未停止创作,晚年创作了《黄粱梦》《陈抟高卧》等杂剧,进一步深化了“超脱避世”的主题。《黄粱梦》以吕洞宾点化卢生的故事为原型,通过卢生“梦中享尽荣华富贵,醒来黄粱未熟”的情节,表达了“功名利禄皆为泡影”的人生感悟,成为他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

元至大四年(1311年),五十六岁的马致远在东平府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散曲与杂剧手稿整理成册,托付给前来探望的关汉卿,嘱托道“吾之曲,皆为心声,愿后世文人能解其中悲喜”。关汉卿为他主持了葬礼,元廷翰林院学士姚燧为他撰写墓志铭,称他“以曲名世,以情动人,为元曲之宗师,为文人之楷模”。马致远去世后,玉京书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曲祭”,关汉卿、王实甫等曲家亲自登台演唱他的作品,以纪念这位“曲状元”。

马致远的艺术遗产跨越千年,对后世的文学与戏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戏曲领域,他的《汉宫秋》奠定了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基本范式,明清两代的历史剧创作都深受其影响。明代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借鉴了《汉宫秋》“以情动人、以悲抒怀”的创作理念;清代洪昇的《长生殿》在历史叙事与悲剧塑造上,与《汉宫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汉宫秋》还被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曲形式,如京剧《昭君出塞》、昆曲《汉宫秋》等,至今仍在舞台上频繁上演,深受观众喜爱。

在文学领域,马致远的散曲开创了“豪放悲秋”的文学流派,对后世的诗歌与散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都推崇马致远的散曲风格,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曲必马致远”;清代的郑板桥、龚自珍等文人,在作品中也可见马致远“悲秋叹世”的影子。《天净沙·秋思》更是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被收录于历代语文教材中,“枯藤老树昏鸦”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甚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入欧洲,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对这首散曲赞不绝口,称其“以极简的语言勾勒出极深的情感,是东方文学的典范”。

在文化精神层面,马致远通过作品传递的“失意而不失风骨”的精神,成为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符号。他的“悲秋”不是消极的沉沦,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他的“归隐”不是逃避的退缩,而是对自由的追求。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都能引起文人的共鸣,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对马致远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马致远之《天净沙·秋思》,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乃元曲中第一等也”。

如今,在马致远的故乡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建有关汉卿、马致远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汉宫秋》的各种版本、戏曲道具与相关史料;在大都旧址北京,玉京书会的遗址虽已不存,但《汉宫秋》的经典唱段仍在各大剧院上演,《天净沙·秋思》的诗句仍在街头巷尾流传。马致远的故事,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他以毕生的精力书写历史的沧桑,以笔墨抒发人生的悲喜,以豪放的风骨坚守文人的初心,他的名字与他的“秋韵秋思”一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在失意中坚守信念,在困境中追求自由,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