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于和伟说：“我上大一的时候，有天家里来电话，说我大姐去世了，肺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愣坐着，没有眼泪，按理说那么亲的姐姐，去世了应该去哭，应该很难过，那我怎么就没有眼泪呢？” 那时候于和伟刚考上上海戏剧学院，是家里第一个走出抚顺老家的大学生。接到电话时，他正和同学在宿舍整理书本，听筒里母亲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重复了三遍“你大姐走了”，他才反应过来。手里的《表演基础》啪嗒掉在地上，页面摊开着，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宿舍里同学的说笑声、窗外的车鸣声，突然都变得很远很远，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 他就那么坐在床沿上，背脊挺得笔直，眼睛盯着地面的瓷砖缝，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堵得发慌。按理说，大姐是家里最疼他的人啊。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最小，大姐比他大十多岁，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家里的窝窝头，大姐总把上面最暄软的部分掰给他；冬天他的棉鞋漏了脚趾，大姐连夜把自己的旧棉袄拆了，给他纳新鞋底；他上学交不起学费，是大姐跟着同乡去砖厂搬砖，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茧子，硬是凑够了钱，拍着他的肩膀说“弟你要好好学，将来出人头地”。 他上戏报到那天，大姐特意赶了几十里路来送他，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连夜烙的饼、缝补好的衣物，还有一沓皱巴巴的零钱。“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想吃啥就买，不够就给家里打电话。”大姐的声音带着乡音，眼里满是不舍，他那时候光顾着兴奋，忙着和同学打招呼，连句像样的道别都没说，哪知道那竟是最后一面。 宿舍里的同学看出他不对劲，递过来纸巾，问他要不要请假回家。他摇摇头，嗓子像被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那几天，他照样去上课，照样和同学一起吃饭，只是吃饭没味道，听课记不住内容，夜里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到天亮，脑子里全是大姐的样子——砖厂里汗流浃背的背影、灯下纳鞋底的侧脸、送他时挥动的手。可无论怎么想，眼泪就是掉不下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铁石心肠，是不是对不起大姐的疼爱。 直到一周后，他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是大姐生前给他织的一件毛衣，针脚有些粗糙，却是他最喜欢的藏蓝色。他把毛衣抱在怀里，指尖触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突然就想起大姐打电话时说的话：“弟，毛衣快织好了，等你放假回来就能穿，保暖。”那一刻，所有的麻木瞬间崩塌，他抱着毛衣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像个迷路的孩子，积攒了一周的悲痛终于找到了出口。原来不是不难过，是悲痛太重了，重到压得眼泪都流不出来，要等一个契机，才能彻底释放。 后来于和伟在访谈里说，大姐的去世，让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开始懂得珍惜，懂得责任，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还有大姐未完成的期盼。他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想起大姐当年的付出，想起那件藏蓝色的毛衣，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他说：“我现在每次回老家，都会去大姐的坟前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告诉她我挺好的，没让她失望。” 那种突如其来的麻木，从来都不是冷漠，而是最深沉的悲痛。当亲人的离去超出了心理承受的极限，大脑会下意识地启动“保护机制”，用麻木抵挡瞬间的崩塌。而那些没流出来的眼泪，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成为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