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对深耕明史的吴晗而言，长陵的吸引力远超定陵。   作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寝，长陵坐落于天寿山主峰南麓，是永乐大帝朱棣的安息之地，其未被盗掘的完整性，意味着可能藏有明初最核心的历史遗存。   这种诱惑不仅来自学术研究的突破可能，更在于能通过实物史料，还原朱棣迁都北京、开创永乐盛世的时代图景。   与吴晗抱有同样期待的还有郭沫若，这位文坛巨匠一生痴迷古代帝王陵寝发掘，长陵在他眼中，是解开诸多历史谜题的钥匙。   两人此前联名推动的定陵发掘，虽最初目标是长陵，却因反对声音而转为试点发掘。   定陵的规模较小，且宝城外侧已有城砖塌陷痕迹，被认为更适合积累经验。   定陵发掘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与隐患。   考古学家夏鼐与文学家郑振铎曾明确表达担忧，他们顾虑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技术手段与国家财力，都难以支撑帝王陵发掘的复杂需求。   这些担忧最终变成了现实，定陵地宫中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在接触空气的瞬间遭遇了灭顶之灾。   万历皇帝那件绣工精美的龙袍，原本金光闪闪、纹饰繁复，却在短时间内迅速变黑、发脆，最终失去了原本的样貌。   纸张、书画等脆弱文物更是在氧化作用下直接碎裂。 那些承载着万历朝政治、文化信息的珍贵遗存，没能逃过技术落后带来的劫难。   吴晗曾寄望通过化验万历的尸骨，验证其是否生前抽过大烟的推测，郭沫若也想借此搞清楚万历为何会成为瘸子，这些学术设想，都随着尸骨的损坏而化为泡影。   即便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吴晗与郭沫若对长陵的执念仍未消减。   1958年定陵发掘工作刚一收尾，吴晗便再次提出发掘长陵的请求。   郭沫若也补充说明此前估算的四十万元资金可能不足，暗示需要更多支持。   他们或许认为，定陵的试点发掘已经积累了足够经验，足以应对长陵的发掘挑战。   却选择性忽视了定陵文物损失背后的核心问题：技术瓶颈与保护意识的缺失，从未因定陵的发掘而得到根本解决。   长陵的构造远比定陵复杂，埋藏的文物数量与价值也更胜一筹。   若贸然发掘，可能造成的损失将是定陵的数倍。   周总理的沉默，是对定陵教训的深刻复盘，更是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他深知，帝王陵寝不是普通的墓葬，而是承载着一个时代文明密码的立体史书，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瑰宝。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成熟的文物防氧化技术，也缺乏专业的保存设备。   所谓的“发掘经验”，更多是对破坏过程的见证而非保护能力的提升。   面对吴晗的提议，周总理最终给出的回应“我对死人不感兴趣”，看似简单直白，实则蕴含着清醒的认知与长远的考量。   这句话不是否定考古研究的价值，而是明确了文物保护的优先级。   在技术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任何主动发掘都可能成为对历史的犯罪。   这场关于长陵发掘的争议，最终沉淀为中国考古界的铁律。   此后，国务院明确规定，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这一政策的出台，源于定陵的惨痛教训，也印证了周总理决策的远见。   在中国考古史上，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屈指可数。   除了殷墟商王陵墓与明定陵，其余如昌邑王墓、隋炀帝墓等，均是因被盗或基建施工偶然发现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与主动发掘有着本质区别。   吴晗作为知名的明史专家，其学术热情与研究精神值得肯定，他渴望通过实物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的初衷，并无不妥。   但学术探索不能凌驾于文物保护之上，考古的终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更在于传承。   长陵如今依然完好地矗立在天寿山麓，神道上的石像生静静伫立，地面建筑保存完好，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物，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安然留存。   定陵的遗憾，成为了中国考古界永远的警示，它让后人明白，对文化遗产的最大尊重。     有时不在于急于揭开其神秘面纱，而在于守住“不主动发掘”的克制与底线。   这种克制，让长陵避免了重蹈定陵的覆辙，也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得以在审慎的守护中绵延不绝。   信息：周恩来秘密收购海外文物 制止发掘帝王陵风潮(2) 2012年02月07日 09:56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