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知青1969年到云南某县下乡，他遇到了一位傣族姑娘，两人相爱四年没有结婚，为了回上海他抛弃了姑娘。 40年后他回去，发现人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他悔恨不已，却无法弥补当年的错过。 青春年少时的选择，往往会伴随一生。1969年那个春天，无数城市青年响应号召奔赴祖国边疆，谁能想到一段跨越民族的恋情会成为永远的痛？当初那个为了前途毅然离开的决定，四十年后却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青年王建国踏上了前往云南的知青专列。那一年他刚满十八岁，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熟悉的家乡。 经过四天三夜的运行，夜色中火车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市。随后又是几天的汽车颠簸，王建国被分配到了德宏州一个傣族村寨。初来乍到的他完全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吃不惯酸辣的傣族菜，听不懂当地话，每天下田插秧累得腰酸背痛。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玉兰。玉兰是村里的傣族姑娘，十九岁，长得清秀可人。她主动帮助这个来自上海的知青适应当地生活，教他说傣语，为他准备合口味的饭菜。两个年轻人在朝夕相处中渐生情愫。 那个年代，知青和当地少数民族青年谈恋爱并不被鼓励，甚至会招来批评。但年轻的心不会因此停止跳动。王建国和玉兰的感情在悄悄发展着，他们会在田间劳作时偷偷交流，会在月圆之夜听玉兰用傣语唱情歌。四年的时光里，两人感情日渐深厚，但始终没有结婚。 1973年，机会来了。知青大返城发生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年。时间点约为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虽然大规模的返城潮还没到来，但已经有零星的知青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回城。王建国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上海有工厂可以安排他工作。 面对选择，王建国犹豫了。留在这里意味着要和玉兰结婚，在边疆度过一生；回上海意味着要放弃这段感情，但能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的怀抱。权衡再三，王建国选择了回城。他没有和玉兰商量，甚至没有正式告别，就悄悄办了回城手续。 1973年秋天，王建国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傣族村寨。临行前，玉兰来送他，眼泪如断线的珍珠。她没有责怪，只是轻声说了句”保重身体”。王建国上了汽车，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上海后，王建国被安排进了一家机械厂工作。两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工小李，很快结婚生子。表面上看，他过上了城市人羡慕的生活，但内心深处对玉兰的愧疚从未消散。他曾想给玉兰写信，但不知道说什么，也怕影响各自的生活，干脆断了联系。 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年。2013年春天，已经花甲之年的王建国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的信。寄信人是玉萍，自称是玉兰的女儿。信中说，玉兰在两年前病逝了，临终前一直念叨着他的名字。更让王建国震惊的是，玉兰在他走后不久就发现怀孕了，独自生下了女儿玉萍，从此再也没有结婚。 看完这封信，王建国泪如雨下。原来这四十年来，玉兰一直在独自承受着他离开带来的后果。她不仅要忍受未婚先孕的流言蜚语，还要独自抚养孩子。而他却在上海过着安稳的日子，甚至很少想起这段往事。 愧疚和悔恨如潮水般涌来。王建国当即买了机票，飞往云南。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村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茅草屋变成了楼房，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水泥路。只有那些参天大树还在，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玉萍带着王建国来到玉兰的墓地。那是村外小山坡上一个朴素的坟墓，墓碑上刻着玉兰的生卒年月。王建国跪在墓前，颤抖着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了解到，玉兰这一生过得很苦，不仅要面对村民的指指点点，还要独自承担抚养女儿的重担。她从未抱怨过王建国的离开，反而常对女儿说父亲是个好人，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玉萍长得很像年轻时的玉兰，那双眼睛几乎一模一样。她对王建国说：“阿妈从不怨恨你，她说爱过就足够了。”这句话让王建国更加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这样的原谅。 在村里住了一个星期，王建国详细了解了玉兰这四十年的生活轨迹。她是怎样顶着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怎样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怎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为他的幸福祈祷。每个细节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王建国的心。 临走时，王建国承诺会经常来看玉萍，也会在经济上帮助她。但他知道，这些都无法弥补当年的过错。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修复。 回到上海后，王建国经常给玉萍寄钱寄东西，还资助村里修建了一所小学，取名”玉兰希望小学”。每年清明，他都会回到云南，在玉兰墓前坐上一整天。 那个年代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个人的选择往往要考虑太多现实因素。但选择的代价有时候是一生都无法偿还的。你认为王建国当年的选择对吗？如果是你，会怎么办？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