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化”几乎要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这一可怕的结论有下列数字作为依据：一个男人一天至少劳动13小时才能挣得2个法郎。在同样的时间里，女工只能挣20个苏，童工则只挣10个苏。而时价一公斤面包卖30—50生丁，一套男人的衣服卖80法郎。维勒梅博士还提到，工厂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年，60％的青年工人由于体力不足而被征兵审查委员会除名。尤其让工人愤懑的是，他们就连如此菲薄的工资也得不到保障。每当危机袭来，工资还会减少。更糟的是，他们还随时可能会因为失业成为浪迹街头的穷光蛋。长年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工人们会不起来造反吗？ 也许是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向当权者敲响了警钟，也许是一部分工业家注意到劳动力体质下降最终会影响自己获利，也许是担心从工厂入伍的新兵身体素质太差会有损当局重振国威的政策。总之，1841年，议会通过了一项劳动保护法。该法禁止雇佣8岁以下童工，并对其他年龄段童工的劳动时间作了规定：8—12岁童工不得超过8小时，12—16岁童工不得超过12小时，13岁以下童工一律禁止做夜工。不过，这项立法不仅只字未提成年工人的保护，就连对童工的保护条例，也因缺少相应的检查监督制度，而成为一纸空文。失望之极的工人们此时已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银行家的王朝”的保护了。于是，出于自卫的目的而形成的工人团体迅速地带有政治性质。它们变成“家庭社”或“四季社”。“四季社”的组织极为严密。它以“周”（7人小组）、“月”（4个“周”为1月）、“季”（4个“月”为1“季”）、“年”（4个“季”为1“年”）为单位。其成员与组长单线联系。1839年5月，“四季社”曾在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领导下，利用政府危机在巴黎发动起义。约800名起义工人在圣德尼和圣马丁区筑起街垒，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交战。无独有偶，此期的共和派也更感到需要社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