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刘备仁义主要证据是携民渡江，但我不这样认为。刘备携民渡江，表面是仁德爱民，实则暗含政治考量与生存策略。当阳溃退时，十万百姓随行虽拖慢行军速度，却形成一道特殊屏障：曹操若强行追击，难免伤及无辜，将背负屠戮民众的恶名；而刘备则以“民心所向”为护身符，将自身命运与百姓捆绑，既强化了“汉室正统”的道德光环，又使曹军投鼠忌器。这一举动本质是乱世中的风险转嫁——百姓成为其政治品牌的血肉注脚，流徙的队伍既掩护了行踪，更将“仁义”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存资本。刘备的悲情叙事背后，实为一场精心计算的危机管理，用民命为筹码，赌一个东山再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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