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 俗话说，端人碗看人脸。 大伯在弟弟们家吃饭，弟弟当然都没的说，可毕竟还有弟媳，她们虽说嘴上不反对，但心里未必痛快。 再说上世纪80年代，农村人的生活普遍不富裕，家里平白多一口人吃饭，就会给家庭主妇们造成负担。 那时候的育龄妇女们，都是家里好几个孩子，每天吃穿缝补，家务活一大推，家里多出来个吃饭的，自然心底里是希望他能分担些家务的。 换成别的灵巧的，眼皮活的人，看到弟媳们带着好几个孩子，肯定会多帮她们干点家务，扫地，担水，看孩子什么的，偏偏大伯是个死眼皮的人，眼里没活。 天长日久，平时就不厚道的二伯母，看到吃闲饭的大伯就心气不顺，大伯进厨房端饭时，她就故意摔摔打打的，给大伯甩脸子。 而且，她还总是爱在二伯跟前挑拨是非，本来就耳根软的二伯，听信了二伯母的话，就经常吵大伯，把大伯吵得端着饭碗直掉眼泪。 母亲敦厚一些，不像二伯母那么尖刻，但也免不了对大伯有意见。 小时候，父亲很忙，经常不在家，弟弟又小，等到大伯轮到我家吃饭的时候，母亲免不了让她帮忙看孩子。 一次，母亲要洗衣服，就把小弟交给大伯来带，可等到活干完了，也不见他们回家。 左等右等，终于把人等回来了，可进门一看，大伯怀里抱着一床薄褥子，褥子里裹着光屁股的小弟。 可能是大伯腿脚不便，走路一颠一颠的，褥子不知什么时候敞开个大口子，寒冬腊月的天气，把小弟冻得发了一场高烧。 原来，大伯带小弟玩的时候，小弟拉到了裤子上，可他家又没有孩子换洗的衣服，只好简单收拾了一下，裹着褥子把小弟送回了家。 由于大伯不会照顾孩子，才把小弟冻得生了病，这下触到了母亲的底线，惹得她和父亲大闹了一场。 大伯在家里大人眼中是个“无用之人”，但却为我幼小的童年世界增添了一些色彩。 在幼年的我心中，没有大人间的是是非非，心思单纯而快乐；在我的眼里，他是我的大伯，是成人，我觉得他懂的东西肯定很多。 闲来无事，我就爱跑到他跟前，他总是一把揽住我，把我放到他坐着的腿上，我仰脸看着她，眨着眼睛问他：“大伯，人身上为什么会长汗毛呀？” “人都是这样子的，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大伯，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也会发光呀？” …… 尽管他的回答，等于什么也没说，但对我来说，却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心理满足。 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坐在院落里的大伯，我会故意悄悄绕到他身后，再猛一下扑到他背上吓他一跳，看着他被我吓到后那滑稽的样子，逗得我咯咯大笑。 不知什么时候，大伯学会了一项营生：卖芝麻糖。 他学着别人的样子，左手提着一把装满芝麻糖的竹篮，右手拿着一张锣，一边一瘸一拐地走路，一边敲响铜锣，沿街叫卖：“芝麻糖嘞！谁要芝麻糖！” 听到声音的孩子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叽里咕噜从街巷里跑出来，递给大伯几个毛票，接过他给的芝麻糖放到嘴里嚼着，打闹着渐渐远去。 在时间的流逝中，我渐渐长大，离家上学，和大伯的距离越来越远，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上大三的那年，正是非典闹得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全体学生都被封在了学校，无法外出。 一天晚上，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大伯得了急病，病逝了。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父亲，我们学校被封了，回不了家，不能送大伯最后一程。 我们这里的风俗，女孩一般不上坟，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大伯的坟墓。 后来，我结婚生子，远离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大伯在我心里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每次回老家，要不是谁刻意提起，大家好像都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曾经来过。 可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就梦见了离开多年，而且以前从没来过我梦中的大伯。 过了一段时间，正逢奶奶去世三十周年纪念日，我回家上坟时，第一次见到大伯的坟，那小小的坟包静静地、无限落寞地在安置那里，像极了他那孤寂、委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