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当现在的科技需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时代，大型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监管？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现在资本主义无法维持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发展水平，他们正在去工业化！ 现代国家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国家主权和资本逐利的本能，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不同的回应路径，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 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在中国的模式中，国家利益通常是由政府从上而下主动规划和设定的。 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确定宏观方向和战略目标，并通过相应的政策、规划以及资源调配，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这种模式下，资本的主要角色是执行和配合，资本必须按照国家的战略意图，流向政府指定的关键领域。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国有企业的存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等，其首要任务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 这些企业必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家战略之间寻找平衡，承担更为复杂的任务，它们不仅仅是经济的支柱，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执行者。 相比之下，美国的模式则完全不同，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往往是多元资本力量相互博弈后的结果。 资本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客的选举，需要依靠财团的财务支持，因此，资本的利益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要知道，特朗普这次上位都离不开马斯克的帮助。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更像是资本利益的协调者，而不是决策者，美国医疗体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制药公司、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巨头对政府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医疗改革，迟迟无法推进的原因。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军工复合体和能源行业，它们的利益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决策，比如，伊拉克战争就有很多人认为是为特定的资本利益服务，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军火商和石油公司，而不是普通民众。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模式下，资本自然会流向那些回报更高的领域，例如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这种情况在一些西方国家尤为明显，导致了传统制造业和重工业的衰退，也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现象。 大量的资本流向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行业，而制造业的基础逐渐削弱，整个经济体对进口和外包生产的依赖加深，失去了全球竞争力。 这些科技企业的崛起，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监管，若缺乏监管，这些巨型企业可能会形成垄断，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美国，一些科技巨头已经发展成了类似“准政府”的角色，它们掌控着大量数据和平台，甚至有能力影响社会舆论，左右选举结果。 这种资本力量的不断增强，已经开始对国家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些科技巨头的行为可能会偏离国家利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包袱”。 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国政府将科技资本视为需要引导和配合的力量，而不是让其自主主导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和资本的关系，是理解不同发展路径的关键，一种是国家意志为主导，资本必须服从国家长远战略的“国家资本协同”模式。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有效地驾驭资本力量，尤其是如何监管科技巨头，确保它们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大家都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