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张要“兼顾美国利益”，这是基于对国际关系现实与外交策略的理性分析，其核心并非主张牺牲中国利益，而是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需通过理解对方诉求以实现更有效博弈。 一、核心观点：外交需“双向视角”，而非单边立场 1. 观察外交政策的方法论 何祚庥在讨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提出，分析问题不能“只从中国角度或利益出发”，还需关注“美国的利益所在”。他认为这种“知己知彼”的思维是国际谈判的基础，例如在中美博弈中，只有明确美方的核心诉求与底线，才能精准制定进退策略，避免因误判导致两败俱伤。 举例：他提到谈判中需区分对方“核心利益”“可放弃利益”及“虚拟利益”，从而在让步时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2. 驳斥“片面爱国论”的误读 这一观点曾被项立刚等人曲解为“要求中国为美国利益服务”。何祚庥澄清其本意是“从双方利益看问题”，批判项立刚故意忽略“同时也注意”“观察中国外交政策”等限定词，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博取流量。 二、观点形成背景：美国之行与思想转变 1. 1980年访美经历的影响 何祚庥在1980年赴美考察后，思想发生显著变化。他通过社会调查发现： 美国共产党影响力微弱，工人阶级占比远低于其预期（实际为50%-60%，他误判为5%-6%）； 美国社会更关注发展而非革命，由此提出“时代已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 这一结论虽被批“轻率”（如忽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社会矛盾），但推动了他对美方社会逻辑的重视。 2. 对中美实力差距的清醒认知 何祚庥多次指出中国科技基础薄弱： 诺贝尔奖案例：中国曾于1965年率先提出“层子模型”（类似夸克理论），但因文革中断研究，错失诺奖；而美国凭借长期资金与人才支持，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领先。 华为争议：他曾断言“美国一出手，华为就完了”，虽被华为后续增长“打脸”（2024年一季度销量涨70%），但其担忧反映对技术自主性的焦虑。 三、争议焦点：被批“贬低中国”与“亲美倾向” 1. 对中国科技的批判引发不满 何祚庥称中国“缺乏原创科技”，例如质疑“于敏构型”的原创性，被批“充当西方认知战帮凶”。支持者则认为此类批评意在警示国内科研短板（如青年人才浮躁、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2. 涉战言论的立场争议 他认同“中美开战中国无胜算”，理由是美国技术优势，该观点被斥为“唱衰中国”“忽略民族精神力量”。但需注意，其出发点仍是避免核战导致“国家经济倒退”。 四、本质：实用主义外交思维，非意识形态妥协 何祚庥的立场可概括为： 承认差距，反对盲动：在科技、军事领域需正视美国优势，避免战略冒进； 以理解促博弈：外交的核心是“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以让步换取利益”，而非零和对抗； 警惕民粹陷阱：批判项立刚等利用“片面爱国”煽动情绪，呼吁理性分析国际关系。 五、评价：现实价值与局限性并存 积极意义：其主张契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互依存”逻辑，对减少误判有参考价值； 局限争议：部分观点基于过时数据（如美国阶级结构），且低估中国韧性（如华为突破制裁）； 深层矛盾：在民族复兴叙事高涨的语境下，“兼顾美国利益”易被简化为“亲美”，折射舆论场中理性声音的困境。 何祚庥曾直言：“认识到美方利益的意义在于：一是指出其无理之处，绝不让步；二是对其合理之处表示理解，在协商下适当满足。但这不是为了对方利益，而是为了换取对方让步。” 何祚庥的“兼顾美国利益论”，实为一种立足大国博弈现实的策略性思维，核心是**通过理性认知对方以服务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非无原则妥协。尽管其部分观点因数据偏差或悲观倾向引发争议，但其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即在坚守底线的同时探索共同利益空间——对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决策仍具启示意义。关键在于区分“理解对手”与“迎合对手”，这正是何祚庥屡遭误读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