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幼年曾拜浙江汪某为师，等年羹尧发达时，汪某已经去世了。汪某去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此时，正是年羹尧炙手可热的时候，于是汪某之妻便让儿子长途跋涉到西北，希望能在年羹尧那里谋个一官半职。 见到年羹尧可不容易，通报了好几层，才被带到大帐。 汪公子“扑通”就跪下了，磕头，报家门：“年大将军，家父乃是您在浙江的恩师汪某……” 年羹尧当时正忙着处理军务，一听，抬了抬眼皮。他当然记得这位老师。 可“记得”和“怎么对你”，是两码事。 在汪公子想象中，年羹尧怎么也得拉着他的手，热泪盈眶，大喊“恩师之子，就是我的兄弟！”然后立马安排个肥差。 结果呢？ 据一些野史笔记里传，年羹尧只是“哦”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风尘仆仆的“师弟”，从他身上，年羹尧看到的不是恩情，而是“贫穷”和“攀附”。 他叫人拿来一百两银子，扔给汪公子，说：“你老师于我有恩，这银子你拿去。路途遥远，你也不容易，回去吧。至于官职……军中没有闲职。” 一百两银子，就把“恩师之后”给打发了。 汪公子拿着银子，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千里迢ch跋涉而来，求的是个“前程”，不是“遣散费”。但看着年羹尧那张不容置疑的脸，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这事儿传出去，有人说年羹尧不近人情，忘了本。 当一个人“飘”到一定高度时，他眼里已经没有“人情”，只有“利弊”和“等级”了。 一个落魄的师门故交之子，对他来说有什么用？能帮他打仗？还是能帮他在朝中巩固势力？都不能。那凭什么要在他身上浪费资源？ 这种“极度实用”和“极度傲慢”，贯穿了年羹尧的后半生。 后来雍正皇帝给他写信，那都得客客气气，称他“恩人”。可他呢？他给雍正的奏折，口气大得吓人，有时候甚至像上级给下级下指令。 他膨胀到什么地步？他手下的人，只知道有“年大将军”，不知道有“雍正皇上”。这在古代，是掉脑袋的死罪。 更绝的是，后来抄他家，在他收藏的康熙御赐物品上，发现了七个字：“皇帝挥毫不值钱”。 这不就是把“我要造反”写脸上了吗？康熙是他爹的爹，你敢这么侮辱先帝，雍正能饶得了你？ 所以，一个连皇帝父子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又怎么会去在乎一个落魄的、对他毫无用处的“恩师之子”呢？ 他后来的倒台，那真是墙倒众人推。雍正只用了几个月，就把他从云端拽进了地狱。九十二条大罪，条条要命，最后赐他自尽。 年羹尧这一倒，他这一个支脉算是彻底玩完了。儿子被杀，家人流放，跟《红楼梦》里的曹家一样，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曹雪芹家当年也是接驾康熙，何等风光？雍正一上来，说抄就抄，最后曹雪芹落得个“举家食粥”的下场，才逼出了一部《红楼梦》。 年羹尧和曹家，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朝倒台，全家玩完”的典型。 但是！ 今天这事的“独特角度”来了。年羹尧是死了，他这一支也完了。可“年家”这个大家族，就这么没了吗？ 并没有！ 这就要提到年羹尧的亲哥哥——年希尧。 这兄弟俩，简直是两种活法。年羹尧是武将，性格张扬，大开大合，喜欢站C位。年希尧是文官，长期在内务府工作，管着景德镇烧瓷器之类的活儿，主打一个“低调”和“专业”。 弟弟在外面呼风唤雨的时候，哥哥在后宫默默搞后勤。 等到年羹尧出事，雍正大怒，按理说要株连九族。可雍正这人拎得清，他知道年希尧和年羹尧不是一路人，而且年希尧手上的活儿干得不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人替。 最关键的是，年希尧会做人。弟弟倒台后，他立马撇清关系，痛哭流涕，主动上交家产，态度要多诚恳有多诚恳。 雍正一看，行，就这么着吧。虽然也受了牵连，被降了职，但好歹保住了命，也保住了家族的根。 风头过去后，年希尧这一支，又慢慢起来了。 而他们“起来”的方式，你绝对想不到。 他们没再去做那种“掉脑袋”的军功权臣，而是干起了另一门稳当的生意——在北京城当“包租公”！ 年羹尧用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转瞬即逝。而他哥哥年希尧这一支，靠着在内务府积攒的人脉和资产，趁着清朝中后期旗人败家，开始大量收购北京城内外的土地和房产。 尤其是在西直门、大兴、通州一带，年家置办了大量的铺面、四合院和田地。 到了民国初年，年家的后人，比如一个叫年锡纯的，那真是北京城里数得着的“房哥”。光是西直门内南小街那一片，一溜的铺子，什么豆腐坊、裁缝铺、药店，房契上写的都是“年家”。 他们靠着收租，活得那叫一个滋润。 弟弟年羹尧，手握几十万大军，权势滔天，结果呢？死无全尸，后代流放。他看不起那个穷酸的“恩师之子”，觉得给一百两银子都是天恩浩荡。 哥哥年希尧，低调做官，精明投资。他们家族安安稳稳地当地主、当房东，靠着“死资产”，硬是把家族的富贵延续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