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冬夜，我从网吧摸回家时，李国栋正堵在门口。
他递来碗热面条：“先吃，别让你妈知道。”
我抬手就掀了，面条洒一地：“少装好人！”
他没发火，蹲下去捡碎片，夹克袖口磨得发亮。
李国栋是我的继父，平日里对我十分严苛，所以我对他一点儿好感也没有。
高考那年，李国栋总是陪我熬到后半夜，可我从没谢过他，连结婚都没打算叫他。
直到结婚前一晚，我在出租屋整理东西，门缝突然塞进个厚信封。
拆开一看，里面是叠钱，还有张纸条，看到上面的内容，我竟然止不住泪流满面......
01
我叫陈然，1998年，我13岁。
那一年，母亲带着我逃离了那个充满恐惧的家，搬到了江城一栋破旧的筒子楼。
自我有记忆以来，母亲的哭喊声，父亲暴躁的怒吼声就不绝于耳。
父亲的酒气和怒吼是家里的常客，每次他喝醉，家里就像被暴风雨席卷，碗碟碎裂的声音、怒骂声，甚至拳头落下的闷响，都让我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那天晚上，父亲又摔碎了一个碗，声音像炸雷，我躲在门后，心跳得像擂鼓。
我亲眼看着他对母亲拳打脚踢却不敢上前制止。
或许是我的哭声惹怒了父亲，在毒打完母亲后，他又跌跌撞撞朝着我走来。
我吓得闭上眼睛，等待着狂风暴雨的来临，但这时，母亲护在我身前，嘴角渗出血丝，却咬牙不让自己哭出声。
“你就知道花钱，养你们母子俩有什么用！”父亲冲着母亲咆哮，手里的酒瓶砸在地上，碎片四溅。
母亲的声音颤抖：“别吓着孩子，有话好好说。”
可父亲不听，挥手就是一巴掌，母亲的嘴角渗出更多血丝，她却死死咬着牙，没让自己哭出声。
我躲在门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手指攥得发白，心跳得像要炸开。
那天夜里，家里乱成一团，父亲在发泄完毕后呼呼大睡，而我和母亲一夜未睡。
母亲就这样把我抱在怀里，坐在床边低声哭泣，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头发上。
“然然，妈妈对不起你，没能给你一个好家。”她的声音哽咽，像在压抑所有的痛苦。
我攥着她的衣角，小声说：“妈妈，我们走吧，离开他。”
她愣了一下，摸着我的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决然：“好，妈妈带你走。”
1998年初，母亲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但离婚哪儿有那么容易。
父亲却不肯放手，尤其不愿放弃我的抚养权。
他恶狠狠地说：“陈然是我儿子，你想带走？门都没有！”
母亲为了我，咬牙请了律师，官司打了整整三个月。
法庭上，她声音颤抖地诉说父亲的家暴，拿出医院的伤情鉴定，连邻居都出庭作证。
我坐在旁听席，看着母亲瘦弱的背影，心里既难受又害怕，害怕未来会更艰难。
最终，法院判给了母亲抚养权，父亲冷笑：“等着穷死吧！”
母亲没回头，拉着我的手走出法院，背挺得笔直，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
搬到江城后，母亲在一家纺织厂做会计，工资微薄，日子过得紧巴巴。
她从不在我面前抱怨，只是偶尔深夜，我会听到她低低的啜泣。
我知道，她在为过去的事难过，也在为未来的路发愁。
据19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中国单亲家庭数量逐渐增加，约有500万单亲母亲，其中80%以上面临经济困境。
母亲的处境，正是无数单亲家庭的缩影，她用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们母子俩的生活。
半年后，母亲认识了李国栋，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学数学老师。
那天，母亲带我去见他，语气小心翼翼：“陈然，叫叔叔。”
我低头盯着鞋尖，面前的男人穿着灰色夹克，头发有些花白，眼神冷冷的，像在审视我。
我没开口，拳头攥得紧紧的，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敌意。
男人的声音，男人的眼神，都让我想起父亲的怒吼和挥来的拳头。
李国栋只是点点头，语气平淡：“没事，孩子还小，慢慢来。”
母亲松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想让我放松些，可我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几个月后，母亲告诉我，她和李国栋要结婚了。
我愣住了，脱口而出：“为什么是他？”
母亲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国栋是个好人，他年轻时……就认识我了。”
她顿了顿，没再说下去，只是说：“他会照顾好我们娘俩。”
我却冷笑：“我不需要他照顾。”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默默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
后来，我从邻居的闲聊里，知道了李国栋的过去。
“李老师年轻时喜欢过你妈，当年他们是纺织厂的同事。”一个大妈压低声音说。
“是啊，可你妈家里逼她嫁给了别人，李老师那之后就没再找过对象。”
“一个人过了十几年，听说你妈离婚后，他才主动去找她的。”
我站在院子里，愣住了，心头像是被什么扎了一下。
这段往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李国栋或许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冷漠。
02
婚礼那天，在筒子楼的小院子里，摆了几桌简单的酒席。
我穿着母亲买的蓝色毛衣，坐在角落，低头摆弄筷子。
“陈然，以后叫爸爸吧。”李国栋端着一碗热汤，蹲在我面前，试图让我看他。
“我有爸爸。”我冷冷地回了一句，把头扭到一边。
他的手僵在半空，眼神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站起身，默默走开了。
从那天起，我和李国栋之间，仿佛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李国栋是江城一中的数学老师，工资不高，但管教我却格外严格。
每天早上六点，他准时敲我的房门，催我起床吃早饭。
白粥、馒头、咸菜，偶尔有个水煮蛋，简单得让人觉得寒酸。
“吃饭别看电视，专心点。”他的声音冷冰冰的，像在发号施令。
“作业写完才能出去玩，九点必须睡觉。”他定的规矩像铁律，容不得半点商量。
我开始怀念和母亲两个人的日子，那时候她会偷偷给我买糖葫芦，陪我看动画片。
可现在，家里像个军营，我连喘口气都觉得压抑。
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附理论指出，童年创伤可能导致孩子对权威人物产生抗拒心理。
我的恐惧源于父亲的暴力，而李国栋的严厉在我眼中成了另一种压迫。
初一那年，班里男老师因我作业没写完当众训我，拍桌子时，我吓得笔掉在地上。
同学们的笑声让我恨不得钻进地缝，羞耻和恐惧交织，让我喘不过气。
回到家，我把自己锁在房间，母亲敲门问我怎么了，我死活不肯说。
我知道，我怕的不是老师，而是所有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1999年，我上了初中，班里同学都在讨论《还珠格格》，我央求李国栋让我看重播。
他皱着眉拒绝：“看什么电视剧，学习才是正事。”
同学们背上了新书包，我的还是母亲离婚前买的旧帆布包，边角都磨破了。
我知道李国栋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买不起一个书包。
我心里的怨气越积越多，觉得他就是不愿意在我身上花钱。
初二那年，我的叛逆期彻底爆发。
一次晚自习后，我故意在网吧待到半夜才回家。
李国栋站在门口，脸黑得像锅底：“你跑哪儿去了？你妈急得都哭了！”
“你管不着！”我冲他吼道，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恐惧。
我摔门进屋，心跳得厉害，脑子里全是父亲醉酒后砸东西的画面。
第二天早上，母亲眼睛红肿，显然一夜没睡。
李国栋却只是默默给我盛了一碗粥，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假装没看见，低头喝粥，心里的火却烧得更旺。
初三那年，我无意中翻到李国栋书桌上的一张旧照片。
照片里，年轻的他和母亲站在纺织厂门口，母亲笑得明媚，他却低着头，眼神温柔。
照片背后，有一行褪色的字：“1982年，愿你幸福。”
我愣住了，心头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了他。
可一想到他的冷脸和严厉的规矩，我又把照片塞了回去。
那张照片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底，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陌生的“继父”。
03
2002年，我考上了江城最好的高中，学业压力像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李国栋的管教一点没放松，每天晚上都在客厅等我写完作业才睡觉。
有时候，我半夜饿了，厨房里总有他留下的点心——一碗鸡蛋面，或一小碟花生米。
“别熬太晚，身体要紧。”他送完吃的就转身离开，语气还是那么冷。
我从没正面回应过他的话，只是埋头吃东西，假装没听见。
可有时候，我会偷偷瞄他一眼，发现他站在门口，背影瘦削，像是背负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高三那年，我无意中听到邻居的闲聊。
“李老师真不容易，工资都花在陈然身上了，自己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
“是啊，他还偷偷攒钱，说要给陈然上大学用，那孩子却从没给过他好脸色。”
我愣在原地，心头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
我开始留意李国栋的生活。
他的衬衫袖口已经磨得发白，皮鞋鞋底也快磨平了。
而我的书桌上，却摆满了最新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
根据中国教育部2000年代初的数据，城市普通教师的月工资约在1000-2000元之间，远低于白领阶层。
李国栋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家庭开支和我的教育。
这让我开始反思，他那些看似冷漠的规矩，或许是为了让我在有限的资源下，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还想起一个同学的父亲，也是一位中学老师，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卖掉了家里唯一的房子。
这样的牺牲，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却让我对李国栋的付出有了新的认识。
大学期间，我开始住校，回家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回去，李国栋还是那副冷脸，只是偶尔问一句：“学习怎么样？缺不缺钱？”
我总是敷衍地应付两句，然后找借口离开。
大学毕业后，我在江城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够自己生活。
我几乎不再回家，只有李国栋偶尔打电话来，语气生硬：“工作顺利吗？别太累了。”
我每次都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觉得他不过是在尽义务。
可每次挂断电话，我都会想起那碗深夜的鸡蛋面，心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
04
2011年，我26岁，谈了三年的女友小雅提出结婚。
买房、彩礼、婚礼的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没想过找李国栋帮忙，咬牙自己攒钱，贷款买了套小房子。
婚礼定在秋天，我忙得焦头烂额，却没告诉家里。
结婚前夜，我独自在出租屋整理东西，疲惫不堪。
门缝下突然被塞进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愣了一下，弯腰捡起来，打开一看，竟然我泪流满面......
里面是整整十万块现金。
2011年的江城，这笔钱足够付一套小房子的首付。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字迹工整却略显颤抖。
我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几个字：“这十万是我和你妈的全部积蓄，拿去好好生活，别让你妈操心。”
刹那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底的某根弦被狠狠拨动。
我攥着纸条，手指微微颤抖，盯着十叠整齐的百元钞票，脑子里像被重锤砸中。
我坐在出租屋的木椅上，昏黄的灯光洒在桌上。
耳边回响起邻居大妈的话：“李老师工资都花在你身上了，自己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
十万块，在2011年的江城，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两三年的收入。
我闭上眼，脑海里闪过李国栋的模样：那件磨得发白的旧衬衫，鞋底几乎磨平的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