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市场持续承压的当下，大学生扩招被视为缓解就业压力的 “缓冲剂”，但事实却是，大学生扩招不仅未解决核心问题，反而沦为养懒汉、坑害新时代年轻人的现实困境，其衍生的多重问题早已清晰可见，容不得半点辩驳。

首先，大学扩招直接催生了部分大学生的 “矫情” 心态。过去，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大多经过层层筛选，具备较强的学习主动性和抗压能力，进入大学后会珍惜学习机会，主动提升自我以适应社会需求。而扩招后，大量学生无需付出过多努力就能迈入大学校门，部分人逐渐失去了奋斗意识：课堂上敷衍了事，课后不愿参与实践，对学业要求 “挑三拣四”，对未来职业规划毫无概念。毕业后面对职场中的正常工作压力，动辄抱怨 “工作太累”“薪资太低”，不愿从基础岗位做起，总想着 “一步到位”，这种 “矫情” 本质上是扩招后学习动力缺失、抗挫折能力弱化的直接结果，最终只会让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屡屡碰壁，错失成长机会。

其次，扩招让读大学的门槛一降再降，彻底打破了高等教育的 “含金量” 底线。以往，大学招生严格把控生源质量，无论是文化课成绩还是综合素质，都有明确且较高的标准，确保进入大学的学生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而如今，为了完成扩招指标，不少高校不断降低录取分数线，甚至对部分学科的考核标准 “放水”。原本成绩中下游、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借着扩招的 “东风” 轻松进入大学，他们既缺乏扎实的知识基础，又没有主动学习的意愿，只能在大学中 “混日子”。这种门槛降低并非 “普及高等教育” 的进步，而是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刻苦学习、凭实力考上大学的学生的不公。

更关键的是，为了迎合上级要求的毕业率，高校不得不 “放水” 毕业标准，直接导致大学生质量断崖式下滑。当前，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对高校毕业率有明确的考核指标，要求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否则会影响学校的评估和资源分配。在这种压力下，大学老师虽非常希望能严格要求学生，但普通一线工作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同时，一些大学为了自身前途着想只能随声附和，即便明知部分学生学业不达标、未掌握核心技能，也只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高抬贵手、降低试题难度，对明显不合格的“网开一面”。最终，大量本应无法毕业的学生顺利拿到 “注水” 毕业证，背后是学生专业能力的缺失，也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崩塌。当用人单位发现，手持毕业证的大学生连基础的办公软件操作、专业知识应用都做不好时，不仅会降低对高校毕业生的信任，更会让整个就业市场陷入 “学历通胀” 的恶性循环 ——学历越来越不值钱，年轻人不得不 “卷” 更高学历，却依然弥补不了能力短板。

尤为荒谬的是，如今竟有人宣称 “学历扩招让学生素质变高”，甚至将 90 年代治安差、小偷多的改善，也强行归因于大学扩招，这完全是混淆逻辑、转移问题的错误言论。先看 “素质提升” 的说法：扩招后部分学生借着政策 “投机取巧” 进入大学，既无扎实基础，又缺乏学习动力，终日 “混日子” 而非主动提升能力，这非但没有提高素质，反而让 “懒汉心态” 滋生，与 “提升整体素质” 的目标完全相悖。再看治安改善的归因：90 年代治安问题的缓解、如今社会环境的变好，核心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推进的结果—— 从法律体系的完善、执法力度的加强，到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每一项都与社会治安的优化直接相关。将其与大学扩招挂钩，本质上是忽略了法治建设的核心作用，用无关因素掩盖社会进步的真正原因，这种谬论经不起任何现实推敲。

回溯大学扩招的本质，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 “良方”，只是将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推迟了几年。就像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下行时选择学历扩招，最终导致大量毕业生 “学非所用”，只能从事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引发对政策的失望。如今扩招的逻辑与之相似，看似缓解了短期就业压力，实则埋下了长期隐患。

扩招的负面影响还延伸至更高学历层次与就业地域分配。一方面，普通全日制升本，研究生扩招进一步稀释了学历含金量：原本高中生就能胜任的行政、基础技术等岗位，雇主为筛选便利或 “抬高门槛”，开始要求大学学历。这迫使学生不得不额外花费 2-3 年时间、承担更高经济成本提升学历，最终却发现学历仅成为 “敲门砖”，自身专业能力并未因读研得到实质性提升，就业竞争力也未显著增强，反而陷入 “学历越高、时间成本越高” 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乡村分流政策虽短期缓解了都市就业压力，但乡村岗位的发展空间、资源支持与职业晋升通道均有限：许多大学生在基层从事重复性行政工作或基础服务，难以接触核心业务、积累专业经验，职业成长严重受限。当他们后续因个人发展需求回流都市时，不仅面临 “脱离行业前沿” 的短板，还要与逐年新增的高校毕业生竞争，陷入 “基层经历没优势，都市竞争更激烈” 的双重困境。

这种局面最终形成 “就业延迟却未解决，学历贬值且竞争加剧” 的恶性循环，甚至催生了 “飞特族”（频繁更换短期工作的群体）：年轻人因找不到稳定且匹配预期的工作，只能通过短期兼职、临时岗位维持生计，职业稳定性荡然无存；长期漂泊于不同岗位，又导致职业技能碎片化、职业规划模糊化，社会归属感大幅降低。而 “飞特族” 的增多，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企业招聘成本上升、人才培养难度加大，就业市场的矛盾愈发突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高校在 “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与 “必须完成上级就业指标” 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走上就业数据造假的歪路。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 “解决不了就业压力，又要完成 上级就业指标” 的双重压力下，不少高校动起了 “就业数据造假” 的歪心思，用虚假数字掩盖真实困境，这一现象在近年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

2023年，《北京青年报》曝光多起高校毕业生数据造假事件：

1.花花所在专业面临就业率不达标可能被撤掉的风险，班主任在班会后单独留下未签三方的学生，暗示 “可找关系签协议，不用跟父母说清楚”。在老师压力下，花花下载电子协议模板，托亲戚的公司盖章，未填岗位就上交，完成 “待业到就业” 的虚假转型，后续还需配合学校的就业回访调查。

2.荔枝的辅导员主动提出帮其找公司 “入职” 以解决三方协议问题，荔枝同意后，仅在网上发起网签申请、填写纸质协议，具体事项均由辅导员处理，甚至不清楚签约公司名称，也未实际入职。在校方 “就业系统” 中，荔枝显示已签约，但实际处于待业状态，还需按辅导员提醒记清虚假就业信息以应对回访。

此外，记者暗访网购平台 “假就业” 服务事例：记者以毕业生身份在某电商平台联系 “全国用人单位服务中心” 店铺，花 68 元选择某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虚构学生姓名 “戴傲青” 及三方协议电子版后，3 天内收到盖有公司公章的协议。商家提供的公司信息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真实，记者以院校就业处老师身份回访，对方准确 “证实” 虚构学生在公司担任助理，仅 3 天就完成虚假 “就业”。

记者了解到，之所以很多辅导员这么做是因为上级要求，透露大部分学校对辅导员有就业考核指标，要求 8 月底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 90% 左右，高校将就业率压力逐级转移给辅导员，进而促使辅导员向学生施压签协议。

这些案例的 核心原因 高度一致：上级部门只看 “就业数字指标”，却未考虑高校实际就业资源和市场需求；高校既无力真正解决学生就业，又不敢完不成指标，只能用 “造假” 来应付。可这种行为不仅 误导了上级决策 —— 让政策制定者误以为 “就业形势良好”，进而忽视真实的就业难题；更 坑害了学生，还让后续考生和家长被 虚假就业率 欺骗，错判专业就业前景。这种 “自欺欺人” 的做法，只会让就业问题越积越重，也让高校的 公信力 荡然无存。

更直白的现实是，高等学历扩招越多，越能反映就业环境的糟糕。若就业市场岗位充足、发展机会多，年轻人自然会选择直接进入职场，而非挤破头去 “卷” 学历；正是因为岗位短缺，才需要通过扩招 “拖延” 就业时间，掩盖就业难题。可就业环境的根子不解决，单靠扩招让更多人升学历、靠分流转移就业压力、靠造假美化就业数据，不过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就业问题依旧存在，反而让更多年轻人陷入 “学历越高、就业越难” 的怪圈，浪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最终被时代发展远远甩在身后。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剖析：根源、影响与核心矛盾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核心是 “学历通胀” 与 “岗位短缺” 的恶性循环，叠加人才培养脱节、政策引导缺失等问题，最终引发学生与家长的 “期待 - 落差 - 不满” 情绪。

1、就业难的核心表现

2025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峰值，岗位增长缓慢，东部沿海地区及金融、互联网等热门行业竞争激烈，岗位竞争比达数十比一。

大量毕业生即便拥有高学历和丰富实习经验，也难以脱颖而出，甚至出现 “研究生当社区岗” 的 “高学历低就业” 普遍现象。

2、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不足

课程设置陈旧脱节，与市场需求不符，如部分计算机专业侧重传统编程语言，忽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热门领域。

部分教师缺乏实际行业经验，无法传授真实职场技能，导致学生进入职场后需花费大量精力适应环境，增加就业难度。

3、深层根源：政策设计的滞后与偏差

顶层设计未建立 “主动分流就业压力” 与 “持续创造优质岗位” 的有效机制，依赖 “扩招延毕” 短期缓冲，导致矛盾不断累积。

扩招本质是 “数量扩张” 而非 “质量提升”，未同步解决岗位供给核心问题，仅单纯增加大学生群体规模。

学生陷入 “提升学历- 失业 - 再提升学历” 循环，部分选择 “慢就业” 逃避竞争，却面临 “年龄增长 + 经验空白” 双重压力，2024 届毕业生慢就业比例升至 19.1%。

家长存在 “上学 = 包分配” 的认知偏差，支持孩子 “全日制专升本，考研”“延长学业”，却忽视培养技能本领，导致在就业招聘时只有学历，无技能能力，最终在就业竞争中失业，额外承担经济压力却难见回报。

4、政策应对的核心短板

政策引导缺失，未充分传递就业市场真实供需信息，导致学生与家长产生 “政策会兜底就业” 的误解。

面对就业难，未推出 “主动分流”“岗位创造” 配套措施，反而依赖 “延毕”“扩招大学生” 等拖延的方式应对，潜意识中让大学生形成： “上学能躲就业” 的错误认知。

5、长远危害不容忽视

加剧家庭与社会矛盾，大学扩招，最高兴的是学生，尤其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类学生普遍认为，扩招可以偷懒，不费力气去读大学，但是最终毕业后，失业，找不到工作，学生与家长将不满归咎于政策制定者，认为扩招 “坑害了学生”。

学生与家长将不满归咎于政策制定者，认为扩招 “坑害了学生”。

大量人才无法转化为生产力，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凸显，最终影响国家长远竞争力。

说到底，大学扩招终究解决不了就业的根本问题，核心关键在于让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现在不少大学生喊出 “读书白读了”，并非是知识没用，而是适合他们的优质岗位不足，所学技能找不到用武之地，内心的落差与挫败感自然会加剧。但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与日本的国情存在本质差异 —— 我国地域辽阔，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大量未被充分挖掘的发展机会，当前就业矛盾的一大症结，在于岗位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导致人才扎堆竞争，而中西部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事实上，高质量开发西部地区，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有助于弥补校园与职场之间的 “断层”。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重庆，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众多高校与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高校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开展实践教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

西部开发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助于纠正他们单一的就业认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识到，在西部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目标。据央视网报道，许多大学生在西部的基层岗位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在持续调整优化，鼓励基层就业、发放创业补贴、推进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等举措，都是为了打通 “岗位与人才” 的匹配堵点。当然，我们也需理性看待 —— 就业市场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不能因短期困境陷入偏激。对大学生而言，主动提升专业技能、多参与实习实践以积累经验，才是增强竞争力的根本；对社会各方来说，政府需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企业需承担更多人才培养责任，高校需回归教育本质提升教学质量。只有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岗位与人才的精准对接，让大学生感受到 “所学有用”，消解内心落差，就业信心自然会稳步提升。

就业优化与长远发展的双重支撑

西部开发对就业的意义深远，不仅能够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还能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对中东部地区而言，通过将部分产业和人才向西部转移，可以缓解就业竞争压力，集中资源发展高端产业 。如长三角地区在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后，得以腾出空间发展芯片、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

对西部地区来说，产业和就业的增长能够带动居民收入的提升，激活内需市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西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 万元，同比增长 7.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0.8 个百分点 。这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

对大学生而言，西部广阔的发展舞台能够让他们摆脱 “内卷”，减少 “躺平” 情绪。据《中国青年报》调查，在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中，78.3% 表示 “能发挥专业特长，职业成就感更强”，远高于中东部就业学生的 56.2% 。这表明西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奋斗精神和创新能力 。

现在有些规则制定人无动于衷。看着这些大学生毕业后落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甚至很多人提出正能量的建议还会被驳回甚至视而不见，这实在让人怀疑政策制定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而非制造“学历”。控制大学扩招规模，并非否定学历提升的价值，而是要让教育回归理性：一方面，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办学实力制定招生计划，保证质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跳出“扩招缓解就业”的短见思维，通过产业升级创造高质量岗位、加强职业规划教育等方式，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文凭通胀”吞噬学历价值，让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就业、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非掩盖就业失衡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