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书”是当代书坛部分书风的总称，看到这个词基本就知道这类书法的风格，必然是有悖大众审美，显得新奇怪异。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了“丑书”的概念，对于这样明显带有贬义的词汇，彰显出汉语文的博大和包容，但是也显示出当今社会依旧封闭和狭隘。

一提到“丑书”必然联系到王冬龄、曾翔和邵岩三位书家，他们是当今时代“丑书”的典型代表也是民众挞伐的主要对象。

不过对于这三位书家来说，也许“丑书”并不是一种贬斥，而已经成为对他们大胆创新的一种褒奖。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丑书”大师，就在于他们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书法，为书法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时代的发展已经让书法成为一门纯艺术，让书法得以摆脱实用性的束缚，迎来更为开放、自由的发展契机。

王冬龄先生等三人正是积极拥抱这种时代环境，大胆的探索书法的未知空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

王冬龄先生以“乱书”闻名，他将草书进行叠加处理，牺牲了文字的可识读性，强化了线条和布局的视觉效果，打破了书法品鉴当中的文化壁垒，让书法成为一门真正的世界性文化艺术形式。

曾翔先生虽然以“吼书”著称，但是“吼书”并不是他探索的全部，他书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古典，通过对砖瓦、简牍等民间散迹的广泛深入的钻研，寻找一种率真、自然的艺术稚趣。

邵岩先生算是三人中最具颠覆性的书家，他大胆的使用注射器进行书法创作，让线条更加绚烂，呈现出一种意象美。

这三人都在各自的探索方向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为中国书法增添了一抹色彩。

然而岁月的流逝终究磨灭了探索者的斗志，如今三人似乎都进入到创新乏力的阶段，开始逐渐回归传统。

王冬龄先生的“乱书”似乎不再凌乱不堪，而是逐渐变得清晰。他不再深度重叠文字，这让作品显得更为清秀淡雅，其中的文字也能够显露真容。

从近几年的“乱书”作品可以看出，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混沌感受，更显出些许条理性，部分作品已经可以被识读了。

这种由清晰到浑浊再逐渐清晰的过程也许就契合了孙过庭“平正到险绝在回归平正”的艺术发展阶段，充分说明王冬龄先生艺术的升华。

曾翔先生也不再频繁的“吼”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创作了更多的近似传统的作品，这些作品古韵新貌，一方面彰显出他深厚的传统书法造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多年探索对传统书法的滋养。

邵岩先生又开始写小楷了。邵岩先生的小楷风格清秀典雅，曾经冠绝书坛，全无他“射书”的癫狂不羁。

然而如今当他再度书写小楷时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奇险、孤傲，更具个人特点，与他现在的性格完全契合。

三位书家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回归传统，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又与传统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们多年探索创新的意义。

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里的平正与险绝不应该只被理解为端正和奇险，更应该指代对规范的理解和掌控，所以这段话说明了艺术学习道路上的必然阶段那就是“守法到变法再到立法”。

任何学习都先要学习传统的规范，只有学好了规范才算是入门。然而如果死守规范裹足不前也只能沦为平庸。

所以要在熟通规范以后灵活运用，大胆变法，抛弃老旧、纠正错误、探索新规，引领行业与时俱进。

在探索成功以后就要树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规范，这样才能保证行业永远的发展下去，不被时代淘汰。

书法亦是如此，传统规范是古人依据实用性书写总结得来，如今书法已经失去了实用性，成为一门纯艺术，再用实用性审美标注去衡量书法已经过时，必须要探寻符合时代的新规范。

王冬龄先生等三人通过长时间的大胆实践，为书法开辟了新的审美角度，就是为书法创立了新的、符合时代文化的规范。

他们的创新也许不会被所有人接受，但是他们实践的成果必然会深刻影响书法发展的未来，他们探索的精神也会激励后世书家。

三位书家年事渐高，对创新的热情渐消，也应该对多年的探索进行总结，回归传统树立新规就是他们作为书法家的时代责任。

艺术创新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持续的探索和调整。他们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层面上的升华。这种艺术发展模式对理解整个当代艺术生态都具有参考价值。

最终，书法艺术的发展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是艺术保持活力的关键。王冬龄先生等人的艺术实践，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