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代驾

凌晨三点的柏油马路上，代驾师傅老李骑着电瓶车向我飞奔而来，拐弯的时候车灯拖出两道淡橘色的光。

看着他麻利地收起电瓶车塞进后备箱，我上车坐在后排。

放下车窗，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盯着老李的后脑勺看。

花白的头发粘在汗湿的颈窝，深蓝色代驾服被夜风掀起边角，露出里面洗得发皱的老头衫。

“师傅，您这一天跑多久？”我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厢里散开，带着点威士忌的余温。

老李转动方向盘的手顿了顿，指关节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青白色。

“下午五点出门，天亮回去。”他的喉结动了动，“十二小时，不多不少。”

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残月的光。“不用这么拼吧？”

“拼？”老李笑了，笑声里裹着潮湿的风。“我儿子在坪山看房，首付还差四十万。我多跑两单，他就能少贷点款。”

车子经过一座天桥，桥头小公园的流浪汉光着膀子趟在躺椅上，老李扭头时的目光在那团灰扑扑的影子上停了一秒。“你年轻，不懂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难处。”

我没接话，但也让我想起了十年前自己挤在早高峰地铁里的样子，汗水的味道混着煎饼果子的焦香，每个人的身体都紧紧挨着，像被压进罐头里的沙丁鱼。

那时候的我总会在换乘的间隙问自己：“难道这辈子就要这样？”

车停在小区门口，老李打开后备箱卸下他的电瓶车。

“小伙子，”他突然抬头，路灯的光落在他的脸上，“你说我要是能回到二十年前，是不是也能像你这样，住带电梯的房子？”

我从车里拿出一瓶没开封的水递给他，“不是时间的问题，是认知。”

看着老李茫然的脸，我突然就想起自己第一次听到“认知差”这三个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情，“就像你开着车，知道哪条路不堵车，这就是赚钱的本事。”

老李接过水，没拧开，只是攥在手里。“认知？那玩意儿能当饭吃？”他笑了笑，跨上电瓶车，尾灯亮起时便迅速远去，“我还是觉得，人得勤快。”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点光消失在街角。手机银行弹出到账提醒，是下午那笔生意的提成，数字后面跟着四个零。

我想起十年前，自己拿着三千块钱的工资，在便利店纠结要不要买桶泡面的夜晚，突然觉得老李的方向盘，和自己现在握着的钢笔，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都是在生活里找路，只是有人看得见红绿灯，有人只知道往前冲。

二、孔乙己的长衫

我第一次被人称为 “贩子”的时候，当时正在华强北的巷子里数货。

高仿的蓝牙耳机装在纸箱里，散发着塑料和泡沫的味道，指甲缝里常嵌着黑色的污垢，是撕标签的时候蹭上的。

“阿译，这单成了能赚多少？”批发商拍着我的肩膀，金戒指在日光灯下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没抬头，计算器的按键声噼里啪啦得响：“一台赚十五，这批三百台，四千五。”我把算好的数字写在烟盒背面，字迹被汗水晕开了点，“扣除运费和损耗，差不多三千。”

“才三千？”批发商噗嗤笑出了声，“你这名牌大学毕业的，跑来倒腾假货，不觉得丢人？”

我写字的手顿了顿，想起半年前在写字楼里的日子，白衬衫熨得笔挺，每天对着电脑做PPT，月底拿到手的工资交完房租后，连伙食费都捉襟见肘。那时候部门经理还总说我“眼高手低”，这让我觉得那些穿着西装的人，才是真正的骗子。拿着投资人的钱，讲着永远实现不了的故事。

“丢人？”我把烟盒塞进裤兜，纸箱的棱角硌得大腿生疼，“总比穿着西装啃面包强点吧。”

那天晚上我把货拉回了出租屋，十平米的房间堆得只剩条走路的缝。临睡前，女朋友发来信息：“我妈说你要是还没正经工作，就别再联系了。”我盯着屏幕看了三分钟，发出了：“分手吧。”

然后又想多说点什么，删删改改，最终还是删了。

我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对面楼里亮着的灯，每家的窗户都像个长方形的格子，里面装着跟我一样的人。或许有人在吵架，或许有人在辅导孩子写作业，或许有人对着电脑发呆。我突然就想起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说的“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这让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栋梁？现在我连块能遮风挡雨的木板都算不上。

第二天，我去给客户送货，对方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在咖啡店里喝着一杯三十块钱的拿铁。我把纸箱放在旁边的时候，男人皱了皱眉：“就用这个装？”

“包装在里面，全新的。” 我把收据递过去给他，纸张边缘被折得起了毛。

男人没接，只是用指尖捏起耳机的包装盒，像在捏什么脏东西：“我朋友说你是重大毕业的？怎么干这个？”

我的后槽牙开始咬得发酸，我想起自己毕业时穿着的学士服，在图书馆前面拍的照片，还有父母笑得眼角满是皱纹。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会进实验室，会发论文，会成为别人口中的工程师，然后顺利升迁到高级工程师，而不是现在这样，被人用着像是看垃圾的眼神打量。

“重大毕业的就不能赚钱了？”我扯了扯领口，衬衫是特价几十块钱买的，连尺寸都越洗越小，“总比你花几百块买假货，还在乎包装强。”

男人的脸涨得通红，把钱摔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响。

我远弯腰去捡，看到男人的皮鞋边还沾着块口香糖，突然就觉得很可笑。

我发现大家都在装，有人装体面，有人装清高，只有他懒得装，结果却反而成了异类。

回去的路上，我在地铁口买了个肉夹馍，热乎的油汁烫得我直哈气。

手机弹出消息，是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配文 “不忘初心”。我咬了一大口馍，肉香混着蒜味在口腔里炸开，突然觉得那件学士服，就像孔乙己的长衫，穿着硌得慌，脱了又怕人笑，可是真正饿的时候，谁还在乎衣服上有没有补丁？

三、认知差的鸿沟

我第一次见到周明的时候，他正在宝安的一个拆迁区收旧家具。

红木的梳妆台被白蚁蛀了个洞，周明却用软布小心翼翼地擦着雕花，手指在那些凹凸不平的纹路里游走，像在抚摸难得的稀世珍宝。

“这玩意儿还能卖钱？”我伸出脚踢了踢旁边的破沙发，弹簧都已经露出来，像根生锈的骨头。

周明头也没抬：“你看这雕花，是民国的手艺，修复一下能卖三万。”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你以为的垃圾，可能是别人眼里的宝贝，我赚的就是这个差价。”

我蹲在他旁边，看着阳光透过拆迁房的破窗户，在梳妆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你怎么知道这些？”

“以前在博物馆当保安。”周明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嵌着灰，“下班就去旧货市场逛，看的时间长了就懂了。”他从帆布包里掏出本泛黄的书，封面上的名字是《明清家具鉴定》，还贴着便利店的积分贴纸，“别人觉得我在捡破烂，其实我是在找信息差。”

那天我陪着他蹲在废墟里聊了一下午，看着他的手机响了七八次，有问他要老相机的，有催他送旧邮票的。每次挂电话，他都会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字迹潦草却整齐。

“看见没？”他把本子递过来给我看，其中一页写着“紫砂壶，缺盖，客户接受修补，预算五千”，“这就是生意，不用自己生产，不用管售后，赚的就是中间的跑腿钱。”

我想起自己刚创业时，拿着策划案跑遍了投资公司，每个人都告诉我“想法很好，但不落地”。直到有天我在酒局上听到，有人把南方的水果运到北方，就赚了几百万，才突然明白，真正的生意，从来都不是高大上的PPT，而是把东边的货搬到西边，把别人不要的东西卖给需要的人。

周明要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老式的收音机，外壳掉了漆，但还能响。

“这玩意儿你留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有时候旧东西比新的值钱，就像有些道理，老一辈早就说过，只是年轻人偏不爱听。”

我把收音机放在办公桌上，每天午休的时候跟手欠一样拧拧开关，滋滋的电流声里，居然还能听到最新的天气预报。我看着窗外的CBD，玻璃幕墙反射着云的影子，突然觉得那些高楼大厦，跟周明收来的旧家具没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有人需要，才会更加值钱。而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谁先知道和“谁需要”里。

四、确定性的牢笼

赵磊第三次创业失败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待了三天。

营业执照被他扔在垃圾桶里，上面的“科技有限公司”几个字被咖啡渍晕开，像朵枯萎的花。

“我就说你不行吧？”母亲的电话打来，他正在啃面包，“踏踏实实找个班上，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

赵磊没说话，挂了电话。他第一次创业做的是社交APP，拉着同学熬夜写代码，办公室是租来的隔断间，夏天没有空调，每个人的后背都湿成一片。

那时候的他就觉得自己距离改变世界只差一步，直到投资人说“用户增长太慢”，他才知道有些梦，碎起来连声音都没有。

“还想不想翻身？”我给他发消息的时候，他正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

“怎么翻？”

“跟我去趟义乌。”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像座大大的迷宫，每个摊位都挂着五颜六色的饰品，扩音器里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指着一堆毛绒玩具给他看：“这个进价八块，拍点照片挂网上能卖二十五。”

他皱着眉：“这不是骗钱吗？”

“是信息差，你以为人人都知道义乌的价格？哪怕是在三四线城市，家长也会愿意花二十五给孩子买个玩具。而且现在支持一件代发，不用自己垫资，风险几乎为零。”

“这就是你说的二道贩子？”他想起自己以前总嘲笑那些在朋友圈卖袜子卖面膜的同学，觉得那是“没有前途的小生意”。

“是渠道，其实很多生意就像是修桥一样，不用管谁过河，收过路费就行。就比如说你以前失败，就是因为你太想建一座自己的桥，却不知道别人早就有船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市场边上的一个大排档喝酒到很晚。酒过三巡，依旧有人来人往。我告诉他：“普通人总想要确定的东西，觉得必须有团队、有资金、有资源才能做事，然后富人都是先上路，再找车。”

他突然就跟我说起他第一次创业的事，非要租带落地窗户的办公室，非要请月薪两万的程序员，结果没几个月时间就把启动资金花得精光。那时候的他还觉得这是“创业者该有的体面”，直到我跟他聊完才明白，那只不过是给自己建了个牢笼，关住了本该灵活的手脚。

第二天他就在网吧注册了网店，第一款商品的封面就是他举着那个毛绒玩具，中间我还给他录了一段视频，他讲话的声音紧张到发颤。我就站在镜头外，朝着他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链接挂上去三个小时，就有了第一个订单，地址是内蒙古的一个小镇。赵磊盯着那个地址，突然觉得自己以前追求的“确定性”，其实才是最不确定的东西。就像这单生意，他不知道买家是谁，不知道对方会不会退货，可只要点了发货，就有十七块钱利润的希望，这比任何PPT都来得实在。

五、霓虹下的差价

王梅在小区门口摆地摊的时候，总会用块蓝布把货盖着，看见城管的车过来就赶紧收摊。她卖的是从批发市场淘来的袜子，十块钱三双，利润薄得像层纸。

“王姐，又出摊了？”保安老李递给她一杯热水，纸杯上印着房地产的广告。

王梅接过水，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儿子下个月交学费，不多赚点不行。”她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便利店，那边亮着暖黄色的灯，“你说那些开超市的，是不是都赚疯了？”

老李笑了：“人家有本钱，咱们没法比。”

王梅耸拉着头，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制衣厂上班，每天缝八百个纽扣，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那时候我就总觉得，只要攒够钱，开个服装店，就能不用再看工头的脸色。可真等攒够了钱，才发现实体店的租金比布料还贵。”

我第一次光顾她地摊的时候，刚买完烟。“这袜子不错，怎么卖？”我指着双纯灰色的棉袜。

“十块三双。”王梅赶紧掀开蓝布，露出底下花花绿绿的存货。

“我给你找个渠道。”我掏出手机，“社区团购知道吗？你供货，他们卖，不用摆摊，还能送货上门。”

王梅的眼睛亮了：“真的？”

“你算成本，”我蹲下来，帮她整理被风吹乱的袜子，“十块三双，进价三块五，你给团购价五块，他们卖八块，你每双赚一毛五，一天卖一千双，就是一百五。”

王梅的手指在计算器上按了半天，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我看着她把袜子装进纸箱，动作麻利得像在工厂时那样。“不是没想到，是没人告诉你。”

其实我自己刚做二道贩子时，也觉得这是“小打小闹”，直到有天发现，那些看不起的“小差价”，攒起来比工资还多，“就像你缝纽扣，知道哪针该紧哪针该松，赚钱也一样，知道哪块有差价就行。”

三个月后，王梅的袜子进了五个社区的团购群。

她不用再摆地摊，每天坐在家里打包就行，丈夫帮她送货，儿子放学后会帮着贴快递单。

有天她去超市买东西，看到自己供货的袜子摆在货架上，标签写着“精选棉袜，八元一双”，突然觉得那些亮闪闪的灯光，跟自己以前在工厂车间里看到的焊锡丝一样，都是用双手挣来的光，只是有人在车间里，有人在货架上。

六、以战养战

周明的仓库里堆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有旧相机、老邮票，还有断了弦的吉他。他总跟我说这些东西“有灵魂”，但我却觉得，它们只是周明赚钱的工具。

“你看这个，”周明举起个黄铜的香炉，底部刻着模糊的字迹，“昨天从拆迁户手里收的，一百块，刚才有人出八千。”

我翻看着他的账本：“你这都成古董商了。”

“不是古董，是信息。”周明把香炉放进锦盒，动作轻柔得像在抱婴儿，“那个人是做影视道具的，就需要这种看起来旧的东西，他没时间跑旧货市场，但我能帮他找到，这就是我的价值。”

仓库的角落里还堆着几个没被拆开的快递，是周明从网上买的货。“这个花瓶，”他指着个缠着泡沫的箱子，“拍卖网上拍的，三千，前两天有人说能出五千五。”

我看着他拆箱，花瓶的瓶口有个小缺口，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有瑕疵也能卖？”

“瑕疵也是信息的一部分。”周明用软布擦着瓶身，“我告诉买家有缺口，他说拍戏正好需要‘用过的痕迹’，太新的反而不行。”他笑了笑，“你看，不是东西值钱，是知道谁需要它，才值钱。”

这让我突然想起自己去年的一笔生意，我听说南方的水果滞销，北方的超市却在高价进货，就找了辆冷链车，把芒果从海南运到北京，一趟车就赚了二十万。那时候我都还没见过芒果园，也没去过超市的仓库，只是打了几个电话，确认了两边的价格，就押上了自己的积蓄。

“你不怕赔？”当时赵磊这样问我的时候眼睛瞪得溜圆。

“怕，但更怕穷。”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夜色，“做生意就像打仗一样，你不能等弹药充足了再冲锋，得边打边捡枪。”

现在我看着周明把香炉装进快递盒，突然觉得“以战养战”这四个字，才是赚钱的真谛。

普通人总在等“万事俱备”，却不知道生活从来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就像周明不会等攒够钱再收古董，王梅不会等有了店铺再卖袜子，他们都是先迈出脚，再找路，在实战里慢慢摸清赚钱的道理。

仓库的门被风吹开，飘进来几片落叶。周明的手机响了，是个拍卖行的电话，说有批旧书想让去看看。

挂了电话，周明抓起外套就往外走，帆布包上的拉链哗啦作响。“这批书里可能有民国的版本，”他回头冲我喊，“你跟不跟？”

我看着他跑向电动车的背影，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在地铁里被挤得喘不过气的自己。

那时候我以为成功需要周密的计划，需要万无一失的准备，却不知道真正的机会，往往就藏在那些“没准备好”的缝隙里。

就像现在，周明甚至不知道那批旧书里面有什么，却愿意立刻出发。

因为他知道，在原地，永远等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七、长衫里的褶皱

那天我的摊位前围满了人，都是来买蓝牙耳机的。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两个大学生帮忙打包，自己则是坐在折叠椅上算账，计算器的屏幕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译哥，这批货卖完能赚多少？”戴眼镜的女生递给我一瓶冰可乐，瓶身的水珠滴在我的帆布裤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不多，”我拧开瓶盖，气泡争先恐后地涌出来，“也就够付个首付。”

女生“哇”了一声，眼睛里闪着羡慕的光。我看着她，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时，也觉得“首付”是个遥不可及的词。那时我穿着租来的西装去面试，皮鞋擦得锃亮，却在面试官问“你有什么资源”时，半天说不出话。因为我唯一的资源，或许就是那本烫着金字的毕业证，可在现实面前，那玩意儿比纸还轻。

有天我去参加同学聚会，看到曾经的班长现在是家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手腕上的表闪着贵气的光。“阿译，听说你在华强北倒腾假货？”班长的声音不大，却像根针，扎在我的耳膜上，“当初你可是我们系的学霸，怎么混成这样？”

我正在夹菜的手顿了顿，盘子里的鱼豆腐掉回碗里，溅出几滴汤汁。“我靠自己赚钱，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