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产生、消失

作者：全静伟律师

在湖南中部丘陵地带，同一个县内的各乡镇之间方言都可能相互听不懂！这是小农经济下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勤劳的一辈兴家、懒惰的一辈败家，小农经济下环境承载力有限，世世代代维持着简单的人口更替。即使战乱少，人口增长仍然极其缓慢。猜测这种情况在战乱少的江南丘陵较普遍。四川盆地也多丘陵，方言却非常接近！这里也是小农经济呀，居民为什么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呢？猜测这是人口大量流离、死亡后，外来少量移民迅速繁衍、后代暴增的结果。四川方言接近江汉平原方言，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政策的反映。民国时期，老家豫西南仍然流传“人到四川不想家，又有老婆又有家”。藉此依稀可见清朝长期宣传移民四川的影响。

一般地，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或游牧生涯促进交流，方言差异就缩小。我国北方平原广阔，大河少，阻碍小，交流广，汉语方言差异很小。自南疆、中亚到小亚细亚半岛，素不相识的、不识字的游牧老人都能用突厥语无障碍对话。甚至蒙古人与土耳其人、蒙古人与日本人共同生活和交流两个月后，也能无障碍对话。这缘于几千年的游牧生涯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促进交流。当然，他们所用的文字差异很大，能对话却不能看懂对方的书面文字。蒙古征服期间，突厥色目人地位高于北方汉人，缘于蒙古人与突厥人语言互通，而蒙古人与北方汉人肤色、相貌上的趋同却被忽视。满清宣扬“满蒙一家亲”也缘于语言接近易交流，进而信奉同文同种。抗战时期，与日军语言无障碍的朝鲜棒子也组成伪军，自视比汉族伪军（日本人称皇协军）地位高。自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群岛到广阔的南太平洋群岛，自古以来航海发达、商贸繁荣，盛行马来语，语言差异小，素不相识的文盲能够语言交流。偏离这条商贸要道的菲律宾群岛丘陵广布，小农经济下互不往来。菲律宾马来语方言复杂，类型多、差异大。

平原地带方言差异小，还因为战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穷人繁衍、后代暴增，同族往来频繁。

元朝末年，布贩王权在邓州造反，邓州遭到元军残酷屠城。明洪武24年人口不到五千（现在户籍人口185万，常住人口121万），州城不足六百人。甚至南阳市西部各县也遭到大屠杀，加上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或流离，百里无人烟，一片荒芜。山西高原山地闭塞，瘟疫影响小、战乱少。明政府“大槐树移民”政策下，山西洪洞县两户孙姓农民迁入南阳西部，第二代分出“五户孙家”，至今繁衍达到近10万，当代按辈份的族名含“立本天君重”者最多，地跨邓州、内乡、淅川等三县市。元朝末期，山东省曲阜的侯姓一家移居镇平县贾宋镇，后来繁衍至豫西南各县数万人。源自浙江绍兴，自东汉末年以来世代一路迁徙至江西、湖北、豫西南邓州的全姓一支，在元朝末年有全通甫官至陕西庆阳（今属甘肃）知府，卸任后因邓州平原战乱多，就安家到丘陵山地的淅川县，至今后代近万人。这些事实都能根据五百多年来的石碑、族谱核查。这些族谱没有攀附名人，又有石碑为证，年份不长，地域较近，祖辈联系紧密，记录是可信的。豫西南各县市居民多贫苦移民繁衍，后代暴增，联系方便，他们的方言当然差异小。

民国期间，地处平原的邓州市兵灾匪灾旱灾加瘟疫，人口死亡率高，后来人均耕地较多，能够接收淅川县库区移民几万人。地处丘陵山地的淅川县战乱较少，贫穷得连土匪都看不上，人口损折少。如果没有库区移民和自谋出路到新疆、山西，人口密度是不可想象的。

世家大族容易受到末世大规模战乱的摧毁，战后穷苦移民迅速繁衍完全可以后代暴增。战乱也加快了北方人口流动，缩小了方言差异。江南战乱少，人口流动少，方言复杂。

地跨中亚、东亚的中华，政治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的文字成为民族联结的重要纽带。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潮水般涌入，工商业经济迅猛发展，推动人口流动加速，普通话普及，千千万万方言逐渐消失。方言差异小，文字差异大的突厥语族、马来语族，波斯语族、阿拉伯语族分裂成很多小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下，文字差异也将慢慢缩小，联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