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六万六修挖机，用两天就趴窝——文山壮族村民王祥的维权之路，从一份维修协议开始。
2024年10月，因挖机发动机故障，他联系上昆明云南神某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10月22日收到报价单后，双方于10月28日签订《维修协议》，约定维修费用52000元、质保期6个月（针对更换零配件及总成），争议由乙方（修理厂）住所地法院管辖。这份本应解决设备故障的协议，却因“维修项目及费用以实际更换零件为准”的模糊条款，为后续费用争议埋下隐患。
协议签订后不久，王祥接到修理厂电话，称挖机缸盖损坏需额外补款16000元。因身处文山无法现场核实，且急于恢复挖机作业，他被迫同意增补费用。但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及发票显示，王祥实际分两次支付款项：2024年12月10日支付40000元，12月31日支付26800元，累计支付66800元，与修理厂主张的“68000元”存在差异，完整的支付凭证成为后续维权的关键依据。
从法律层面看，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当事人协商变更合同需双方一致同意，而此次费用增补仅通过电话沟通，王祥并未签署书面变更协议，这为费用争议留下了法律讨论空间。
二、故障频发与维权的艰难交涉足额支付费用后，王祥满心期待挖机恢复正常，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挖机仅使用2天便出现与送修前完全相同的故障。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王祥据此在6个月质保期内多次联系修理厂，对方虽两次派人维修，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故障，维修行为未达到协议约定的质量标准。
故障反复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完整呈现了交涉过程。王祥质疑：“花了66800元修的发动机，用了几个小时就出问题，这是保证质量吗？”而修理厂却以“出厂前试车正常”“故障系油嘴油泵问题”为由推诿责任，甚至提出“材料款你出一部分”的折中方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障与用户操作存在关联。
一次次的维修失败和沟通无果，让王祥的挖机长期处于停运状态。对于以挖机作业为生的王祥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诉讼与鉴定：漫漫维权路上的希望与成本两次维修无果、协商彻底破裂后，王祥被迫走上诉讼之路。
2025年8月11日，他向昆明市五华区某法院提交起诉状，将云南神某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及业务经理王某余列为共同被告，核心诉求直指修理厂的失职：退还66800元修理费（对应未完成的合格维修义务）、赔偿450000元停运损失（7.5个月无法作业的直接生计损失），合计索赔516800元。这些诉求并非漫天要价，而是对修理厂“收全款却不解决问题”的直接追责，每一笔金额背后都是消费者的实际权益受损。
维修协议明确了52000元的基础费用和6个月质保期，却被修理厂单方面加价至66800元；银行流水和发票证实他已足额付款；社交软件聊天记录还原了“修后两天即故障、两次维修仍无效”的全过程。王祥整理的这份证据闭环，本应让责任一目了然，可修理厂的拒不认责，却让维权不得不进入司法程序。
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便进入诉讼，消费者仍要为修理厂的失误“买单”。2025年10月30日，王祥收到司法鉴定预收通知，需7日内预交50000元鉴定费，用于评估挖机故障原因——这本该是修理厂证明自身维修质量合格的责任，如今却转嫁给消费者承担。修理厂作为专业机构，为何不能在交付维修成果时就确保质量？为何要让消费者垫付高额费用来验证“修没修好”这个本应前置的基本问题？11月7日法院通知11月18日现场勘验，这本是维权的关键一步，却更像消费者在“自证损失”的路上又多了一道沉重门槛。
从经济成本来看，王祥的损失已远超最初的维修费用。对于个体经营者而言，这样的成本压力几乎难以承受，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一次本应通过规范维修就能解决的设备故障。修理厂作为专业维修机构，本应恪守质量承诺，却在收取费用后未能履行基本的维修义务，导致矛盾升级。
四、结语王祥的经历折射出个体消费者在工程机械维修领域的维权困境：专业知识不对称、维修过程不透明、事后维权成本高。从协议签订时的费用模糊条款，到维修后的责任推诿，再到诉讼中需承担高额鉴定费用，消费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如今，司法鉴定已进入倒计时，这不仅是对挖机故障责任的专业认定，更是对王祥数月维权的关键回应。他从最初期待修好挖机恢复生计，到被迫支付超出约定的维修费，再到为维权垫付上万元诉讼费、鉴定费，每一步都充满被动与无奈。消费者支付足额费用，理应获得符合质量的服务，这是法律明确的权利，也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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