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就确立了与共产国际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这四年间，这种隶属关系很快演变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近乎全面的操控。

这种全面操控的恶果就是，不仅导致中共党内路线斗争激化，更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将中国革命推向濒临失败的边缘。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共产国际在此期间将中共领导层的任免权牢牢抓在手中，从会议操控到领导人指定，从核心岗位安排到地方组织改组，均进行全方位干预。

其目的是扶植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势力掌控中共中央，彻底清除异见力量，这种操控已经完全无视党内民主和实际革命资历。

操控人事任免最严重的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借机强行确立王明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完全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全程主导，他不仅直接确定会议议程和核心议题，还以组织手段强行压制不同声音。

会前，米夫已经提前拟定参会人员名单，蓄意安排王明一派的代表参会，为王明上位铺路。

会上，米夫公开为王明站台，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然强行推动会议通过有利于王明的人事调整方案。

这就让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像坐火箭一般，直接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沈泽民、夏曦等与王明理念一致的人员也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等不符合共产国际意图的同志则被排挤出政治局。

同年2月，王明又进一步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米夫直接指定王明担任代理书记，王明就此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事实上，王明并没有什么革命实践贡献，就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理论的绝对盲从，且常年在苏联学习，符合共产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化”干部的偏好。

这种完全由共产国际主导的人事更迭，彻底打破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传承秩序。

紧接着，共产国际通过组建临时中央，遥控确定博古等人掌权。

1931年9月，王明害怕因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带来人身安全的严重威胁，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王明通过共产国际遥控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敲定中共中央的留守领导班子，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当时的博古年仅24岁，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既缺乏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也没有独立领导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能力，但其因忠实奉行共产国际路线，成为共产国际看中的代理人。

博古掌权后，始终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甚至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若神明，将红军的指挥权拱手相送，由李德掌握了中共军事指挥的绝对权力。

这一系列的操作，导致中共中央彻底沦为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工具，领导层的决策能力和对中国实际的判断力几近丧失。

这还不够，在共产国际的操控下，对党内进行无情清洗，打压异见者巩固教条派势力。

王明、博古等人掌权后，在共产国际的默许和支持下，以“反右倾”“反调和主义”为借口，动辄挥舞大棒、扣上帽子，对党内高层不同意见者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清洗。

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不仅严厉批判李立三的错误，还将瞿秋白等人扣上“调和路线错误”的帽子进行打击。

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同志，因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遭到无情迫害，不久后就被敌人逮捕并英勇就义。

就连地方组织层面也未能幸免，王明等人通过派遣“钦差大臣”改组地方党组织，将不服从其路线的干部全部撤职，换上忠于共产国际的人员。

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并非源于党内正常的思想分歧解决，而是共产国际通过代理人清除异己、强化控制的手段，导致中共党内人才大量流失，组织活力被严重扼杀。

米夫

共产国际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为核心，强行向中共灌输“进攻路线”，王明、博古等人全盘照搬这些理论，制定出一系列严重脱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的政治路线，从革命形势判断到革命任务设定，全都出现严重错误，给白区和苏区的革命工作造成毁灭性打击。

第一个表现是错误判断革命形势，夸大革命危机。

共产国际始终高估中国的革命形势，1934年初更是提出“世界革命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时期”的论断。

中共临时中央在博古等人领导下，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这一判断，于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定义为“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

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无视国民党统治仍处于相对稳固阶段、红军力量远弱于敌军的现实，错误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可实际上，此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东北沦陷引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间阶层和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但共产国际却不理会这些，一意孤行要求中共继续将推翻国民党作为首要目标，完全忽视了抗日这一核心诉求，错失了凝聚全国力量的契机。

第二个表现是坚守“城市中心论”，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价值。

共产国际始终顽固坚持苏联式的“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将城市工人运动视为革命的核心，对毛泽东等人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予以坚决否定。

王明掌权后，完全贯彻这一理念，在其《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猛烈批判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农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中心”。

在这种路线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大幅削减对农村根据地的支持，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白区城市的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

他们频繁组织城市罢工和游行，甚至强行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但由于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力量强大，这些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带来的恶果就是，1932年至1933年间，上海、武汉、南京等多地的党组织因频繁发动激进运动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骨干力量被捕牺牲，白区革命工作陷入全面停滞。

而农村根据地则因得不到中央的正确指导，在政策制定和建设上出现诸多混乱，发展陷入困境。

第三个表现是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破坏党内民主。

共产国际将苏共的组织模式强行套用于中共，王明等人借此推行极端宗派主义。

他们以“百分之百布尔塞维克”自居，将共产国际决议奉为绝对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的质疑。

在党内斗争中，他们摒弃“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式，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例如，在中央苏区，他们对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进行持续打压，先是撤销其红军总政委职务，将其排挤出军事指挥核心，后又在根据地内批判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富农路线”。

这种以路线划线、清除异己的做法，使得党内民主集中制彻底失效，各级党组织只能机械执行中央指令，不敢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工作方法，整个党组织逐渐变得僵化、教条。

王明

1931年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指挥的操控从战略规划深入到战术执行层面。

通过直接派遣军事顾问、遥控作战指令等方式，彻底否定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有效战术，强行推行正规战模式，最终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第一个表现是派遣李德掌控军事指挥权，推行教条化作战模式。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此人毫无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却被博古奉共产国际之命，直接赋予他红军军事指挥的最高权力。

李德始终将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经验奉为圭臬，完全无视红军装备落后、兵力分散、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实际情况。

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改组红军指挥体系，取消红军中行之有效的党委制和政委制度，代之以个人独断的指挥模式。

在作战中，他坚持“阵地战”“堡垒战”，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根据地边缘构筑大量堡垒，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展开正面对峙。

国民党军对李德指挥下的红军的这种打法求之不得——国民党军凭借优势炮火和兵力，逐一摧毁红军堡垒，逐步压缩根据地空间。

例如，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命令红军集中主力与国民党军展开阵地战，激战18天后，红军伤亡5000余人，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彻底打开。

第二个表现是否决灵活战术，错失反“围剿”战机。

此前红军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在于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灵活战术。

但博古、李德完全否定这些成功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国民党军北路军向黎川进攻，红军本可利用根据地地形优势伏击敌军，但李德却强令红军驰援黎川，导致红军陷入被动。

当国民党军改变策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时，有人多次提出迂回包抄、牵制敌军的建议，均被李德驳回。

他坚持要求红军在敌军进攻路线上层层设防，与敌军拼消耗。

这种被动防御的战术，使得红军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兵力和物资不断损耗，而国民党军则逐步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包围。

第三个表现是战略转移中坚持错误路线，造成湘江战役惨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这一战略转移计划虽经共产国际批准，但长征途中的军事指挥仍被李德、博古牢牢掌控。

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前三道封锁线后，面临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形势已极度危急。

此时，毛泽东等人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兵向西进入敌军防守薄弱的贵州，但李德、博古固执己见，坚持按原计划北上。

这一决策被国民党军识破，蒋介石迅速调集20万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口袋阵。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打响，红军为掩护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渡江，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斗。

由于指挥失误、行动迟缓，红军在战役中伤亡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场惨败是共产国际教条化军事指挥的直接恶果，无数红军战士的牺牲，让红军上上下下都看清了，共产国际操控军事指挥造成的致命恶果。

血战湘江（剧照）

第四个表现是拒绝游击战术，压制不同军事主张。

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是应对强敌的有效战术。

但李德对此嗤之以鼻，将其贬低为“农民式的落后战术”。

他强制要求红军进行正规化改编，学习苏联红军的队列、战术训练，甚至要求红军在山地战中也要保持整齐的战斗队形。

对于党内将领的不同意见，李德采取高压压制态度。

例如，彭德怀曾当面批评李德的指挥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却遭到博古的严厉斥责。

林彪、聂荣臻等人提出的迂回作战建议，也被李德直接否决。

这种对不同军事主张的全面压制，使得红军失去了及时调整战术的机会，只能被动执行错误命令，一步步走向被动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