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是常态，而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往往取决于军纪的严明程度。但古代的军纪维持，可没有现代军队的思想教育和集体主义熏陶，核心就一个简单粗暴的字 —— 杀。当时的军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十七禁令五十四斩”，这一套规则细致到离谱，把行军作战中的各类行为都划进了 “死罪清单”，今天看来顶多算 “小过错” 的行为，在古代足以人头落地。
所谓 “十七禁令”，涵盖了行军、扎营、作战、日常言行等方方面面，“五十四斩” 则是对违反禁令的具体惩处细则。比如点名时走神没应答，叫 “慢军”，斩；私下吐槽将领指挥不当，叫 “苟军”，斩；在军营里和同乡朋友大声说笑、扯家常，叫 “轻军”，斩；行军时擅自离队、耽误行程，叫 “失期”，斩；甚至在军营里乱传谣言、动摇军心，叫 “惑军”，斩；作战时畏缩不前、回头张望，叫 “退军”，斩。这些规定看似不近人情，却成了古代将领约束士兵的 “尚方宝剑”。
就拿 “失期当斩” 来说，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等 900 多名贫苦农民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遭遇大雨，道路被冲毁，根本无法按期抵达。按照秦朝军法，“失期，法皆斩”，横竖都是一死的戍卒们，才被逼得揭竿而起，掀起了反秦大起义。这一个案例就足以说明，古代军法的 “杀” 不是空谈，而是悬在每个士兵头顶的利剑。
还有 “惑军当斩” 的实例，三国时期曹操讨伐袁绍时，军中曾流传 “袁军势大，我军必败” 的谣言，导致不少士兵人心惶惶。曹操查明谣言是几名士兵故意散播后，当即下令将这几人当众斩首，并贴出告示：“敢妄言军情、动摇军心者，无论官阶高低，一律问斩”。这一举动瞬间稳住了军心，也让全军上下不敢再随意乱说话。
古代军队之所以要靠 “杀” 来立威，核心原因在于士兵的构成和作战动机。封建社会的士兵，大多是迫于生计的贫苦农民、流民，甚至是骊山刑徒这类被强制征召的人。他们当兵不是为了 “保家卫国”，更没有什么 “集体主义价值观”，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赚点钱粮，有的甚至是为了逃避徭役刑罚。面对这样一群缺乏信仰、血气方刚又略带 “穷凶极恶” 的青壮年，温和的管理方式根本不起作用，唯有 “屠刀” 才能让他们敬畏规则。
这种 “以杀立威” 的理念，在古代兵书中早有明确记载。相传为姜子牙所著的《六韬》中就直言：“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这句话的核心不是纠结于被杀者是否有罪、被赏者是否功高，而是看重 “杀” 和 “赏” 带来的震慑效果和激励作用。只要能让全军敬畏、让万人信服，哪怕杀的是无辜者，在当时的军事逻辑里也是 “合理” 的。
虽然《六韬》的作者是否为姜子牙尚存争议，但唐朝名将李靖对此深以为然。他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卫公兵法》中写道：“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四者十杀其一，三者威震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意思很明确：练兵时，能果断杀掉十分之三士兵的将领，能让威名震慑敌国；杀掉十分之一士兵的，也能让军令在全军畅通无阻。简单说，就是靠 “杀” 来筛选出绝对服从的士兵，练死 1/10 的人，剩下的就是能打仗的 “精兵”。
李靖这话可不是空谈，历史上真有将领这么做。隋朝名将杨素治军以严酷闻名，每次打仗前，他都会先找士兵的 “小过错”—— 比如队列不整齐、盔甲穿戴不规范，然后当众斩首，一次就杀几十上百人。等到真正开战，他会让士兵分批次冲锋，凡是后退的，不管原因，一律斩首。正是这种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的残酷手段，让杨素的军队战斗力极强，史称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敌人闻风丧胆。
除了战场上的 “立威”，古代将领还靠 “家属连坐” 来绑定士兵的忠诚度，防止投降。每次军队出征，士兵的家属都会被统一安置在指定区域，由官方或将领亲信看管，美其名曰 “妥善照料”，实则是人质。一旦士兵在前线投降敌军，留在后方的妻儿老小就会被处死、流放，或沦为奴隶。
《史记》中记载，秦朝将领章邯率领骊山刑徒组成的军队对抗项羽时，因屡战屡败、朝廷猜忌，最终被迫投降。而跟着章邯投降的秦军士兵，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留在关中、被秦朝官方控制的家人。他们很清楚，按照秦律，投降者的家属都会被处死，后来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除了忌惮秦军战力，也有 “斩草除根”、避免其家属报复的考量。
三国时期，这种 “家属连坐” 的制度更是普遍。夷陵之战后，刘备手下大将黄权因后路被吴军截断，被迫投降曹魏。消息传到蜀汉，官员们立刻上书刘备，请求按照惯例将黄权的全家处死 “祭旗”，以儆效尤。虽然刘备最终拒绝了这个请求，但这恰恰说明，“处死投降将领全家” 在当时是默认的军法。就连关羽镇守荆州时，也会把士兵的家眷统一安置在江陵城，一旦有人投降东吴，其家属就会被严惩，这也是关羽麾下士兵初期战斗力极强、极少投降的重要原因。
曹操更是将 “连坐制” 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军令》中明确规定：“将士临阵降敌者，本人处斩，全家流放三千里；若士兵逃亡，其同乡战友需连坐受罚，轻则鞭笞，重则斩首”。这种制度让士兵们明白，投降不仅是自己死，还会连累家人和战友，从而被迫选择死战到底。
但这种极度残酷的军纪，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 ——“营啸”，也就是俗称的 “诈营”。古代士兵常年处于高压状态，提心吊胆过日子：怕违反军法被斩首，怕战败被杀，怕家人因自己受牵连，精神时刻紧绷到临界点。一旦军营里出现风吹草动 —— 比如夜里有人做噩梦大喊、战马受惊嘶鸣，或是有人误传 “敌军劫营”，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士兵们会瞬间丧失理智，要么带头乱跑，要么互相猜忌、自相残杀，整个军营陷入一片混乱。
明末崇祯年间，左良玉的军队在武昌驻扎时，就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营啸。当时军饷拖欠了半年多，士兵们又饿又怕，情绪极度不稳定。某天夜里，一名士兵梦到敌军攻城，大喊一声 “快跑！”，瞬间点燃了全军的恐慌。士兵们纷纷拿起武器，不分敌我地砍杀，军营里火光冲天、哭喊震天，等天亮后清点，仅自相残杀而死的士兵就有数千人，武器粮草也被烧毁大半。这种 “营啸” 在古代军队中屡见不鲜，本质上就是长期高压军纪下，士兵精神崩溃的集中爆发。
为了缓解士兵的精神压力、稳定军心，将领们往往会在战争结束后，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 —— 纵容士兵屠城、抢劫。攻下城池后，将领们会默许甚至下令士兵烧杀抢掠，让士兵们通过掠夺财富、发泄情绪来释放长期积累的压力。这种行为既是对士兵的 “奖励”，也是一种另类的 “情绪疏导”，但对于城中百姓来说，却是灭顶之灾。
历史上著名的 “扬州十日”，就是这种特殊军纪下的产物。清军入关后，围攻扬州城，南明将领史可法率领军民顽强抵抗，坚守多日。城破后，清军将领多铎为了犒劳士兵、震慑其他城池，下令 “十日不封刀”，允许士兵在扬州城内任意烧杀抢掠。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扬州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数十万百姓被屠杀，繁华的城池化为焦土。除了扬州十日，曹操攻打徐州时，为报父仇，也曾下令屠城，“凡破城之处，鸡犬不留”；项羽灭秦后，火烧咸阳城，屠杀秦朝宗室和百姓，都是同样的逻辑。
从西周到民国，这种 “以杀立威、以连坐绑定、以屠城泄压” 的军纪模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它不是基于士兵的自觉和信仰，而是基于恐惧和利益的强制约束。在那个生产力落后、通讯不便、思想认知有限的时代，这种残酷的方式确实能在短期内维持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但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军队的本质 —— 不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而是将领争夺地盘、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暴力工具。
反观今天的子弟兵，之所以能拥有钢铁般的纪律，靠的是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集体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士兵们明白自己为何而战，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自觉遵守纪律、牺牲奉献。这和古代那种靠屠刀、连坐、抢劫维系的军纪，有着本质的区别。
回望历史，古代将领靠 “杀” 维持军纪的方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但也正是这种残酷，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文明，更加敬佩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自觉坚守纪律的当代军人。毕竟，靠恐惧维系的纪律注定短暂，而靠信仰凝聚的力量，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