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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说话很直接,德国外长听进去了,立即通告全球,日本怕啥来啥

12月8日,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抵达北京后,向全球明确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表态的出现,与王毅外长的相关表态直接相关,既

12月8日,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抵达北京后,向全球明确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表态的出现,与王毅外长的相关表态直接相关,既针对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动向,也指向德国访华的核心目的。

德国的立场选择,根植于中德之间深度绑定的经济利益。

德国在华有50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与中德合作紧密相关。

2024年,中德贸易额达到2018.8亿美元,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25年前9个月,中德双边贸易总额进一步增至1859亿欧元,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单就大众汽车而言,2024年其在中国市场交付车辆超过292万辆,占全球销量近三分之一,其中纯电动汽车交付量同比增长8.1%,ID系列车型累计销量突破55万辆。

中国不仅是德国汽车、精密机床等传统产业的关键市场,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上,也是德国不能失去的合作伙伴。

中国德国商会的报告显示,64%的德企期待政府改善对华认知,75%的企业认为中德关系关乎自身经营。

日本原本寄望德国能在欧盟内部带动对台问题的模糊表态,为其自身的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日本2024年的防卫预算达到559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连续12年增长,创二战以来最高纪录。

正推进所谓“蝎形遏华战略”,计划发展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攻击型武器,构建“攻防一体”作战体系,亟需欧洲盟友的声援。

但德国的表态直接打破了这一预期,瓦德富尔明确指出德国的繁荣与中国紧密相连,等于拒绝成为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棋子。

王毅外长同时还提到了德日历史,进一步强化了德国的立场。

作为二战战败国,德国通过立法清算纳粹余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展现历史担当,逐步赢得国际社会信任。

而日本战后80年仍未彻底反省侵略历史,2024年先后曝出陆上、海上自卫队人员集体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事件,防卫省对此仅作轻微处分或拒绝调查,甚至有自卫队前将官出任靖国神社宫司,错误史观已渗透至日本武装力量。

这种历史态度的差异,使得德国不可能在涉台问题上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尊重他国主权、正视历史成为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也让瓦德富尔特意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

德国的立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欧盟风向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选择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对华政策走向。

此前欧盟内部虽有“反胁迫工具”的讨论,但瓦德富尔访华带回27项合作共识,给欧洲务实派注入信心。

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在涉台问题上也持类似立场。

这意味着日本谋划的“联欧制华”策略彻底落空,原本期待的欧洲声援转化为德法的明确不配合。

日本的两大核心担忧均成为现实。

其一,“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持续提升,外交部明确表示一中原则没有“自定义”空间,希望德方严格恪守,中德的共同表态使得日本试图寻求的“模糊空间”不复存在。

其二,日本的国际孤立态势加剧,不仅欧洲主要国家不配合,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与中国深度绑定,难以承受对抗代价。

2024年,日本对华出口额达18.8万亿日元,占总出口额的17%,自华进口额25.3万亿日元,占总进口额的23%,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截至202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1358.2亿美元,在华投资收益率达18.4%,远高于美国的8.8%,其中运输机械业收益率高达27.8%,批发零售业达31.8%。

2025年的调查显示,58%的日企计划增加或保持对华投资,74.5%的在华日企已推动或计划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日本企业界清楚,失去中国市场将严重影响全球竞争力,松下等企业的在华回报率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伊藤忠商事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占比达14%,餐饮等行业的在华营收增长显著。

这种经济依赖使得日本工商界对政府涉台动向高度担忧。日本98%的能源依赖进口,60%的货船经过台湾海峡,而中国市场对其制造业、非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无可替代。

一旦因台海问题影响对华合作,日本企业的成本上升、市场丢失将直接冲击国内经济。

此前ECFA部分优惠取消已让台湾企业成本上涨,日本企业自然警惕类似风险。

日本的困境本质上源于两笔关键账的误算。

在利益账上,日本高估了阵营对抗的优先级,忽视了企业利益对国家政策的制约,德国企业的态度与中德贸易数据已明确证明,经济合作远重于政治口号。

在历史账上,日本低估了正视历史对国际信任的影响,德国的历史担当与自身的历史回避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其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同。

王毅外长的表态只是戳破了日本的虚幻预期,瓦德富尔的声明则是德国基于自身利益与历史认知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德合作的深化,欧盟内部的务实声音进一步增强,日本“联欧制华”的空间持续缩小。

同时,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与收益增长,使得其政府的涉台冒险行为面临更大国内阻力。

这种内外压力的叠加,让日本原本的战略谋划接连落空,陷入既无法获得国际支撑、又不敢轻易牺牲经济利益的困局。

而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的不断强化,更使得日本试图在台海问题上生事的空间被持续压缩,所谓“怕啥来啥”的结果,实则是其错误战略与认知偏差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