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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大妈每晚在我楼下跳到十一点,我默默在阳台装了个「晾衣架」,三天后她们再也不敢来了

广场舞大妈每晚在我楼下跳到十一点,我默默在阳台装了个「晾衣架」,三天后她们再也不敢来了......城市里的战争,最惨烈的

广场舞大妈每晚在我楼下跳到十一点,我默默在阳台装了个「晾衣架」,三天后她们再也不敢来了

......

城市里的战争,最惨烈的从来不在写字楼的格子间,也不在深夜的出租屋里。

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小区的中央广场,发生在那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与紧闭的双层隔音窗之间。

一根晾衣架,可以是你阳台上最寻常的家什,也可以是一座让万舞齐喑的无形堡垒。

当四十年声学研究的技术积累,对上了广场上那台一百二十分贝的功放音箱,没人能预料到,一场精心设计的「声波手术」,会以怎样一种温和无害的姿态,悄然改写这个小区的夜间版图。

01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二岁,刚从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退休。

我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和声音打交道。

专业点说,我的研究方向是建筑声学与环境噪声控制。通俗点说,就是让该安静的地方安静,让该响亮的地方响亮。

省大剧院的声学设计,是我主持的。

市体育馆的隔音改造,是我负责的。

甚至你们去KTV唱歌,包间和包间之间互不干扰,用的那套隔音标准,最早也是我参与起草的。

四十年,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个冷门得不能再冷门的专业。

退休那天,院里给我办了个欢送会,领导致辞说:「老周是咱们院的宝贝,国家级专家,走到哪儿都是香饽饽。」

我笑着摆摆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可以歇歇了。

我向往的退休生活很简单。

在住了二十年的老小区里,养几盆花,下几盘棋,把这些年积攒的工作笔记整理整理,写本回忆录。

老伴身体不太好,有轻度的神经衰弱,睡眠浅,怕吵。我想着,等我退下来,每天陪她在楼下花园散散步,日子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下去。

挺好。

可惜,这份宁静在我退休后的第三个月,被彻底击碎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阳台上给月季浇水,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音浪如同实质般扑面而来,震得我阳台上的玻璃窗嗡嗡作响。

我探头往下看,只见小区中央的那块空地上,不知何时聚集了四五十个中老年妇女,正排着整齐的队列,跟着节拍扭动腰肢。

队伍最前面,摆着一台巨大的移动音响,红色的灯带一闪一闪,功率大得吓人。

广场舞,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占领了我家楼下。

起初,我没太当回事。

跳就跳吧,锻炼身体嘛,理解万岁。

可我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远超我的想象。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开跳。

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从《最炫民族风》到《小苹果》,从《荷塘月色》到《一晃就老了》,曲目循环往复,音量震天响地。

一直跳到晚上十一点,有时甚至更晚。

我住在四楼,距离广场的直线距离大约三十米。按照声学的基本原理,这个距离本该有足够的衰减。

但那台音响的功率实在太大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峰值输出至少有五百瓦以上,在开阔地带几乎没有遮挡。

站在我家阳台上,实测声压级超过七十五分贝。

七十五分贝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站在一条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边上。

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中对居住区夜间噪声的限值——五十分贝。

我的老伴,从广场舞入侵的第一周开始,就再也没睡过一个好觉。

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塞着耳塞,蒙着被子,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低频的震动穿透楼板,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她的神经。

「咚——咚——咚——」

那不是用耳朵听到的,是用身体「感受」到的。

因为低频声波的波长很长,穿透力极强,普通的隔音措施对它几乎无效。

半个月后,老伴开始频繁失眠,血压也跟着往上窜。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了。

02

我第一次下楼交涉的时候,广场舞正跳到高潮。

几十个人整齐划一地挥舞着手臂,脸上洋溢着亢奋的红光。

领舞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身材壮硕,烫着一头棕红色的卷发,穿着大红色的运动套装,在队伍最前面扭得格外卖力。

我后来才知道,她姓孙,小区里的人都叫她「孙大姐」。

据说她以前在街道文化站工作过,退休后自封为「社区文艺骨干」,是这支广场舞队伍的发起人和「总指挥」。

我走到音响旁边,做了个把音量调小的手势。

孙大姐扫了我一眼,脚步没停,嘴里却喊了一句:「干啥?」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大姐,商量个事,这音响能不能调小点?我家老人身体不好,晚上睡不着觉。」

孙大姐的动作这才顿了一下。

她转过身,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目光里带着一种混合着轻蔑和不耐烦的神情。

「你哪栋哪单元的?」

「四号楼二单元。」

「哦,那个位置啊……」她点点头,似乎在确认什么,然后语气忽然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我们就跳到十一点,又没跳到半夜,碍着谁了?再说这广场是公共场所,又不是你家的,你凭什么管我们?」

她这一嗓子,队伍里其他人的目光也都聚了过来。

有几个大妈停下动作,围了上来,一个个叉着腰,像是看戏,又像是准备帮腔。

「就是,跳个舞怎么了?锻炼身体懂不懂?」

「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没吵过?」

「不爱听就搬家啊,这小区又不是就你一户!」

我被这阵仗弄得有些措手不及。

我活了六十多年,和各种人打过交道,却从没遇到过这种「泼妇式」的沟通方式。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头的火气,继续尝试讲道理:「大姐,我不是不让你们跳,我只是希望音量能小一点。国家有规定,居住区夜间噪声不能超过五十分贝,你们这个音响——」

「什么鸡呀贝呀的,我听不懂!」孙大姐一摆手,粗暴地打断了我,「我就知道,我们跳我们的舞,天经地义!你要嫌吵,找物业去,找政府去,别来烦我们!」

说完,她一扭头,冲着音响又把音量往上拧了两格。

那首《最炫民族风》的副歌,以更加震撼的分贝,轰进了我的耳膜。

围观的大妈们发出一阵哄笑,重新归队,扭得更加起劲了。

我站在原地,感受着那几乎能把人推出去的声浪,和夜色中那几十双带着嘲弄的眼睛。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面对的,不是一群讲道理的人。

我转身回了家,没有再说一个字。

第二天,我去了物业。

物业经理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一脸为难地听完了我的诉求。

「周老师,您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不光您,好几栋楼的住户都投诉过。」他搓着手说,「但是您也清楚,我们物业没有执法权啊,只能上去劝,劝了人家也不听,我们总不能动手吧?」

「那你们就不管了?」

「管,肯定管!我们每天都派人去劝,让她们把音量调低,让她们早点结束……但是效果嘛……」他苦笑着摇摇头,「孙大姐那个人,您也知道,在咱们小区住了十几年了,认识的人多,嗓门又大,我们那几个小保安,根本说不过她。」

我又打了110。

民警来得很快,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态度倒是挺好。

他们走到广场上,示意孙大姐把音乐停一下,然后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有居民投诉噪音扰民,你们音量调小点,早点结束。」

孙大姐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好好好,警察同志辛苦了,我们知道了,这就调小。」

民警一走,音量立刻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甚至,比之前还大了那么一点点。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群若无其事继续扭动的身影,和那台闪着红光的音响,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憋闷。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句话:「恶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善人总是退让。」

可我能怎么办?

冲下去和她们对骂?以我这把老骨头,还不够人家几个大妈撕的。

找媒体曝光?人家一句「群众文化活动」就把你堵回来了,你还落个「不近人情」的名声。

走法律途径?噪音扰民这种事,取证难,立案更难,就算真打起官司,耗个三年五载,我这把年纪,耗得起吗?

况且,孙大姐住在我隔壁栋,抬头不见低头见,真撕破脸了,以后日子还过不过?

在这场看似荒诞的「战争」面前,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

我以为我可以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却发现,文明在蛮横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03

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的「退让」而好转。

恰恰相反,孙大姐似乎把我的沉默当成了软弱的信号,变本加厉起来。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把那台巨型音响挪了个位置,从广场中央,挪到了更靠近我们这栋楼的方向。

现在,那两只喇叭几乎是正对着我家的阳台。

每天晚上七点一到,准时开轰。

我花了两万块钱,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换成了三层中空隔音玻璃。

效果如何?

聊胜于无。

高频的人声和音乐旋律确实被削弱了不少,但那该死的低频——鼓点、贝斯、合成器的「咚咚」声——依然能够穿透重重阻隔,准确无误地抵达我的耳膜,乃至我的心脏。

因为低频声波的物理特性就是如此:波长越长,绕射能力越强,穿透力越大。

普通的隔音材料,主要针对的是中高频噪音。对于100赫兹以下的低频,除非你把房子建成一个完全封闭的混凝土碉堡,否则几乎无解。

而广场舞音乐里,低频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老伴的状况越来越差。

她开始频繁头痛,吃什么安眠药都不管用,整个人憔悴得厉害。

有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忽然捂着胸口说喘不上气。

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

急诊室里,医生给她做了全面检查,最后的诊断是:心律不齐,疑似由长期睡眠不足引发。

「病人需要静养,」医生看着我说,「最重要的是保证睡眠质量。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噪音源?」

我苦笑着点点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一行字:「建议住院观察。」

老伴在医院住了一周。

那一周,是我退休后睡得最安稳的七个夜晚,因为医院的病房隔音很好。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老伴平静的睡颜,心里却像堵着一块石头。

我想起我们刚结婚时的样子,那时候住在筒子楼里,隔壁邻居吵架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可我们却睡得很香,因为年轻,因为不怕。

可现在,我们都老了。

她的神经像一根绑得太紧的琴弦,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而我能做的,只是眼睁睁看着那根弦,在日复一日的噪音轰炸下,越绷越紧,越绷越紧……

一周后,老伴出院了。

回家的那天晚上,广场舞照常进行。

我搀着她走进单元门的时候,《小苹果》的旋律正好响起。

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老周,」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哀求,「咱们……能搬家吗?」

我愣住了。

这套房子,是我们住了二十年的家。

孩子在这里长大,我们在这里变老。

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记忆。

我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手。

但我知道,搬家不是解决办法。

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小区,几乎都有广场舞。

我们能搬到哪里去?

月球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被噪音吵的——老伴吃了药,睡着了,我不忍心让她看到我辗转反侧的样子,就一个人走到了阳台上。

凌晨两点,楼下终于安静了。

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

我靠在冰冷的栏杆上,抬头看着被高楼切割得只剩一小块的夜空。

几颗星星在闪烁,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无动于衷。

忽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

那是四十年前,我刚进设计院的时候,跟着导师做的第一个课题。

课题的名字叫:《城市开放空间声场定向调控研究》。

那个课题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声学现象——声波的反射、聚焦与干涉。

简单说,通过特定形状的反射面,可以让声波在某个区域内发生「异变」。

要么被放大,要么被扭曲,要么产生让人极度不适的回声和共振。

而这一切「异变」,只会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区域内。

周围的人,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异常。

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在了很多领域:音乐厅的声学设计、高速公路的隔音屏障、甚至军事上的定向声波武器……

但四十年来,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把它用在这个场景。

我盯着楼下那片空荡荡的广场,眼睛里渐渐亮起了一道光。

如果……

如果我在这里,也架设一个「声场调控装置」呢?

让她们跳舞的那个区域,变成一个充满扭曲回声、让人头晕耳鸣的「声学陷阱」?

而站在旁边的人,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

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甚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做了什么?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底迅速扎根、发芽。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东方泛起第一缕鱼肚白。

然后,我转身走进书房,打开了那台落满灰尘的电脑。

04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去楼下散步,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出了尘封多年的专业资料。

《建筑声学原理》《环境噪声控制工程》《声波传播与反射》……

一本本泛黄的教材和论文集,被我重新摆上了书桌。

我戴上老花镜,像四十年前刚入行的学徒一样,一页一页地重新研读。

我想做的事情,在理论上完全可行。

声波是一种机械波,它遵循反射、折射、干涉、衍射等基本物理规律。

当声波遇到一个曲面反射体时,会发生聚焦或发散。

如果反射面是抛物面形状,平行入射的声波会被聚焦到一个点上——这就是「抛物面聚焦原理」,卫星天线就是利用的这个原理。

而如果在广场上设置多个精心设计的反射面,让音响发出的声波在某个特定区域内发生「多重反射」和「相位叠加」,就会产生以下效果:

声音被放大,但变得浑浊、扭曲,充满刺耳的回声;

低频成分被增强,产生令人不适的「压迫感」和「震动感」;

待在那个区域内的人,会逐渐感到头晕、耳鸣、心慌;

但只要离开那个区域,一切症状立刻消失,而且旁观者完全无法感知任何异常。

这就像是一个「声学陷阱」——只有站在陷阱里的人才会受害,外面的人一无所知。

最关键的是:这套装置本身不发出任何声音,不消耗任何能源,只是被动地「反射」已有的声波。

它不是噪音源,不是污染源,从法律上来说,它什么都不是。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晾衣架」,一个「装饰物」,一个「行为艺术」——随便你怎么叫,反正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你不能在自家阳台上放一个形状奇怪的金属架子。

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完成了全部的理论计算。

广场的面积、我家阳台的位置、音响的摆放角度、声波的传播路径……

所有的变量,都被我一一纳入了数学模型。

最终,我得出了一套详细的设计方案:一个由铝合金管材和不锈钢网板组成的抛物面反射阵列,总高度约1.8米,宽度约2米,可以伪装成普通的晾衣架或空调外机支架。

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做出来。

我的手工能力不算差,但这个级别的精密加工,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想到了一个人:老张。

老张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声学器材厂,干了一辈子钣金和焊接。

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把我的需求简单说了一遍。

「老周,你这是要干啥?搞行为艺术?」电话那头,老张的声音带着一丝困惑。

「别问那么多,帮个忙。图纸我发给你,你按照尺寸做出来就行。」

「……行吧,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不过你这玩意儿,看着像个大号的雷达天线啊,摆在阳台上不怕邻居说闲话?」

「放心,我会做处理的。」

「那行,给我一周时间。」

一周后,老张亲自开车把东西送到了我家楼下。

两个大纸箱,里面是拆解成零件的铝合金框架和不锈钢反射面板。

「老周,这东西我做了一辈子钣金,还是头一回做这么奇怪的玩意儿。」老张帮我把箱子抬上楼,好奇地问,「你到底要用它干啥?」

我笑了笑:「等有结果了,我请你喝酒,到时候再告诉你。」

老张走后,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把那些零件组装起来。

完成后的装置,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加大号的晾衣架——只不过形状有点奇怪,中间有一块微微凹陷的弧形「挡板」,据说是用来「遮阳」的。

我把它架在了阳台的外侧,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墙上,调整了角度,让那块弧形反射面正对着楼下广场的中央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

05

那天傍晚,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陆续聚集的广场舞队伍。

孙大姐一如既往地站在最前面,大红色的运动套装在夕阳下格外扎眼。

她身后的音响已经打开,《最炫民族风》的前奏隐隐传来。

几十个大妈排成整齐的方阵,开始热身。

我深吸一口气,把目光投向阳台外侧那个「晾衣架」。

它就那么静静地立在那里,灰扑扑的,毫不起眼,和旁边的空调外机、花盆架融为一体。

没有人会注意到它。

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普通的金属架子,即将成为一件「武器」。

我掏出手机,打开事先编写好的计算程序,输入了今天的风速、湿度、温度等参数。

屏幕上跳出一行结果:「反射角度校准值:-2.3°」

我走到「晾衣架」旁边,用扳手微微调整了反射面板的角度——正好-2.3度。

音响里的音乐已经正式开始了。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孙大姐扭动着腰肢,脸上写满了得意和自信。

她不知道,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片她「统治」了三年的广场,即将变成一个她自己都待不下去的地方。

我转身走回屋里,关上阳台门,拉上窗帘。

然后,我坐到沙发上,拿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