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柜里，那面五尺白布上的“死”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谁能想到，这竟是1937年一位父亲送给出征儿子的礼物。
一面五尺见方的白布制成的“死”字旗，白旗正中，斗大的“死”字苍劲有力，左右两侧写着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
这是抗日战争中，四川安县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为鼓励儿子上阵杀敌所制。苍劲的笔触里，藏着这位父亲深沉的嘱托，更刻着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的呐喊。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的炮火撕裂了华北平原，当消息传到四川安县曲山镇时，作为小学教师的王建堂正站在黑板前书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位23岁的青年猛地将手中的粉笔捏碎——他身后的课堂里，学生们的课本还印着“还我河山”，而窗外的田埂上，老农们仍在为秋收忙碌，浑然不知民族已到危难时刻。
当晚，王建堂敲开了镇长的门：“我要组织青年参军！” 半个月后，170名穿着粗布短褂的青年在镇口老槐树下集合，他们中既有学生、佃农，也有小商贩，王建堂被推举为队长。出发前三天，父亲王者成把他叫到堂屋。这位以演忠义戏闻名的民间艺人，从箱底翻出一块五尺见方的粗白布，将其平铺在八仙桌上。
王者成边磨墨边说到：“爹老了，上不了战场，这面旗你带着。”磨墨时，手腕因内心激动而微微颤抖。王者成先是在布中央写下一个斗大的“死”字，随后提笔在右侧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写完最后一笔，王者成将旗帜折成方块，塞进儿子怀里到：“你活着回来，爹高兴；你死在战场，爹光荣。” 安县出征大会上，当县长展开这面旗时，台下170名青年齐刷刷举起拳头，吼声震得戏台木柱嗡嗡作响。王建堂将旗帜贴身藏好，带着队伍踏上了向东的路——他们要步行1000多里到成都，再乘卡车奔赴前线。
1937年底，王建堂所在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编入第29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开赴华东前线。当他们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抵达苏皖交界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上海已然成为一片焦土。苏州河两岸的厂房被炸的只剩下了骨架，焦黑的钢梁如枯骨竖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日军的坦克碾过断壁残垣，肆无忌惮的在废墟中行进。
王建堂第一次经历战争，是在安徽广德东亭乡的阻击战中。部队奉命阻击日军第6师团南下的扫荡分队，刚进入阵地，炮弹便呼啸而至。他亲眼看见战友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吞没，而自己刚弯腰捡起掉落的步枪，子弹就擦着头皮飞过，在身后的砖墙上打出一个洞。
危急时刻，他突然想起父亲的话，猛地从怀里掏出那面“死”字旗，一把绑在步枪上，狠狠插进弹坑边缘的泥土里！当“死”字旗在硝烟中展开时，原本溃退的川军士兵像被无形的手拉住——那面白旗上的黑字，在炮火中竟比红旗更耀眼。王建堂举旗冲锋，喊道：“川军弟兄们，跟我冲！”，子弹击中了王建堂的小腿处，血顺着草鞋滴落在地上，他却像不知疼痛般一直往前冲。
这场战斗，他们守住了阵地，代价是连队半数士兵永远倒在了皖南的山野之间。此战减缓了日军第6师团的南下，为南京守军赢得了3天的转移时间。当晚，王建堂用旗角擦拭伤口，粗布蹭过皮肉的刺痛让他瞬间清醒，心中暗道：“这面旗不是装饰，是父亲用笔墨写就的军令状。”
淞沪会战虽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却打破了日军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王建堂随部队转战安徽、湖北，1938年投入武汉会战。在大别山北麓的阻击战中，王建堂所在的团负责掩护主力转移，面对日军一个联队的猛攻，全团官兵死守不退。王建堂被弹片划破了左臂，鲜血迅速浸透了衣袖，顺着袖口缓缓流淌下来，最终染红了他贴身收藏的“死”字旗一角。墨写的“死”字边缘，渐渐被血晕染成暗红。他低头看着那抹红，突然想起出发前镇口长辈们的嘱托：“莫忘了，你们是四川的骨头。” 这场战役整整持续四个半月，中国军队以伤亡40万的代价，让日军彻底失去战略进攻的锐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941年冬，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需要部队在长沙城外层层阻击，王建堂所在的部队被部署在捞刀河防线。日军的坦克集群冲破前沿阵地时，王建堂带着一个班钻进战壕，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头两辆坦克。激战中，他的右腿被流弹击中，无法站立。当日军步兵逼近时，他趴在地上举起“死”字旗，身后的战友见状后纷纷跃出掩体，迎着炮火发起反冲锋。而王建堂藏在怀里的旗帜，又添了几处暗红的血痕。
从1937到1945年，王建堂参加了大小战役数十次，四次重伤，身上的伤疤与“死”字旗上的血痕一样多。1943年常德会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围困在城郊，断粮七天后，士兵们煮皮带充饥。王建堂把“死”字旗铺在地上，让大家对着旗帜起誓：“宁死不做亡国奴！” 突围时，他背着受伤的团长奋力冲锋。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左肩，鲜血涌出，顺着脊背流下，浸透了贴在胸口的“死”字旗。那墨写的“死”字，又被血晕染开了一片暗红。
抗战胜利前夕，王建堂所在部队在湖北大洪山与日军周旋时，一次夜间转移中，王建堂装着“死”字旗的背包不慎遗失在山林里。王建堂疯了似的回头寻找，却只找到几片被露水打湿的布条。那一夜，这个在枪林弹雨中从未掉泪的硬汉，坐在石头上哭了很久——他弄丢了父亲最珍贵的嘱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驻地时，王建堂正在擦拭步枪。他愣了半晌，突然朝着四川的方向跪了下来，猛的磕了三个头。七年的征战，当年和他一起出征的170名安县青年，活着的只有17人了。
1950年，王建堂解甲归田，回到北川县曲山镇。他带回的只有一身军装、几枚军功章，和刻在心里的“死”字。土改时，曾因其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被划为“历史不清”的人员，被分到村边一间漏雨的土坯房居住。有人劝他找政府说明战功，他却摇摇头：“比起死在外面的弟兄，我能活着回来，已经足够了。”
此后三十年里，王建堂一直在村里以种田为生。他从来不向旁人炫耀自己的过去，直到1979年，县政协征集抗战史料，他才第一次讲述了“死”字旗的故事。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沉默的老农，只要说起抗日战争，眼里就会泛起耀眼的光。1981年，王建堂被聘为县政协文史委员，每月23元的补助让他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拿到第一笔补助时，他买了纸墨，在自家门板上重写“死”字旗——笔锋虽不如父亲的苍劲有力，却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
王建堂晚年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门槛上望着东方。邻居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等那些弟兄回家。”1992年6月，80岁的王建堂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反复叮嘱侄儿：“别忘了把死字旗的故事讲给后人听，莫让他们忘了过去。”
如今在这面旗帜前，总有参观者驻足凝视。那方白布上的“死”字，早已超越了个人叙事——它是300万川军出川抗战的缩影，是四万万同胞“宁为玉碎”的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绝不低头的象征。
2015年，王建堂的故事被编入中小学教材。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纪念馆里，讲解员总会告诉参观者：“死字旗上的每一笔，都写着两个字——活着。” 活着，是为了让牺牲变得有意义；铭记，是为了让精神永不褪色。这面用笔墨与鲜血交织的旗帜，终将永远飘扬在民族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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