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迁

编辑|史迁

如果把近代中国看成一部长剧，1912年长沙一中的那场招生考试，就是开场前的一次安静试音。

考场里，一个穿着打补丁衣服、脚踩草鞋的少年毛润之，写了一篇《教育和实业孰重》，把在场老师看得目瞪口呆。监考的符定一起初怀疑他作弊，当场加试历史和时政，结果被这位“乡下学生”当面“反向教育”。

十三年后，军阀赵恒惕放话“湖南只能活我和毛润之一个”，要动真格的。符定一这位当年的考官，已经是财政次长，本可以明哲保身，却选择押上前途，连夜营救当年的学生。

这个跨度十几年的师徒故事，是扎扎实实写进中国近代史的“救命时刻”。

如果只看表面，1912年那场长沙一中的招生，像一出典型的“偏见被打脸”的故事。

监考老师符定一看到一个衣着寒酸、口音浓重的乡下少年考了第一反应并不感动，反倒是警惕，他觉得这么高的水平，不像普通农家子弟写得出来，心里掠过的第一句话很简单：这孩子是不是找人代笔了。

符定一

国文题是“教育和实业，孰重”。在当时的中国，这不是课堂闲聊，而是国家往哪条路走的大问题，许多大人物都吵不出统一答案。

毛润之的写法很直接，把“教育是国之本”立为中心，不兜圈子，从国家未来、民族觉醒、个人命运一点点往下压，逻辑紧，角度多，既不空喊口号，也不书生气十足。

老师们先被水平震住，再看考生穿着，又瞬间犯嘀咕，这种落差感在当时很典型：穷孩子怎么能写成这样。

早年毛主席

符定一没有当场判死刑，也没有装作没看见，而是选择最传统也最公平的办法，当面加试。他挑的内容不是常规课本，而是历史加时政，等于拿当时中国最乱的那团麻，让一个少年现场解。

结果出乎他的预期，毛润之并没露怯，谈朝代兴衰、列强入侵、国内局势，思路不断，观点清晰，既有书本内容，也有自己琢磨出来的看法，完全不像背诵的答案。

怀疑虽然被打掉了一大半，符定一还是不放心，他觉得真正的思考要落到纸面上才能看出深浅，于是干脆亲自命题，让毛润之当场作文。

图源：网络

毛润之落笔极快，成文之后，结构完整，立意高远，不是堆砌辞藻，而是把时代困局、救国路径写得铿锵有力。读到一半，符定一已经不用再怀疑，读到结尾，他干脆拍案，给出一句评价：“此人，必成大器。”

认定人之后，符定一没有停在“发现人才”这一步，而是开始实打实地推他一把。他把自己珍藏的《资治通鉴》直接送给毛润之，不是客气寒暄，而是明确叮嘱，要他“做国家的栋梁”。

这本书本身就像一本帝王治国的折叠史，从权术得失到国家兴亡都写得透彻。毛润之拿到之后，不是当摆设，而是几乎“疯子一样”猛读，不懂的地方就去问，把经典当工具，而不是当摆设。

光读古书还不够，时代已经变了，旧史里的经验如果不接上新世界，很容易变成空谈。符定一懂这一点，他刻意带毛润之去接触西方思潮，介绍新文化、新观念，一起分析民族精神的短板。

对于一个来自乡村的少年，这种视野打开的力度，不亚于把窗户整个拆掉。有了古代政治的厚度，再加上近代思潮的宽度，两者叠加，毛润之的思考开始从“个人前途”转向“国家何去何从”。

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这种变化很快显形。《商鞅徙木立信论》只有短短五百字，主题切得很窄，是谈“立信”的意义。

毛主席

文章却把信任、法治和国家转型揉在一起写，既有历史纵深，又贴近现实治理，很少有空话。符定一看完之后，不只是给了高分，还特意加注推荐，希望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

对外人来说，这是一则校园佳话，对后来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位老师在用力推一位少年走向更大的舞台。也正是这种早期的制度化选拔和个人识才，让一个本来很可能被埋没在乡村的少年，得到了与时代相交的机会。

1925年，军阀赵恒惕复辟湖南政局之后，对进步力量异常警惕，对毛主席的活动更是恨到骨子里，干脆丢下一句“湖南只能活我和毛主席一个”，并密令全省警力缉拿，这已经不是政治斗嘴，而是赤裸裸的生命威胁。

在这种气氛下，许多人选择低头，许多人选择沉默，也有不少人干脆装作不知道，把事情交给“命运”。符定一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学教师，而是财政次长，位高权重，离一线风波理论上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他完全可以按惯例，保持所谓“中立”，不插手军政冲突，既不站队也不负责，往后稍微退一步，前途稳定，日子太平。

他没有这么做。他听到风声之后，很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抓捕，而是“要人命”的节奏。如果不在最短时间内动手，等正式程序启动，人就很可能消失在铁轨和牢墙之间。

符定一对这位昔日学生的评价还停留在那句“国家栋梁”，所以在他眼中，这是一次国家层面的人才保卫战，而不是一位私交良好的青年遇上麻烦。

现实操作上，他不是靠情绪冲动，而是立刻找到最可能起作用的支点。这根支点就是担任秘书长的表弟李秘书长。

符定一带着厚礼上门，不打官腔，开门见山，就是要“为毛主席作保”。面对赵恒惕的强硬态度，李秘书长非常清楚，这件事沾上一点，就有可能变成政治雷区，于是劝符定一不要冒头，算了吧，保不住的。

符定一的回答十分干脆，他认定毛主席是“国家栋梁”，决心“哪怕搭命也要保他周全”。这不是书面语言，而是一个有行政经验的官员，在权衡风险之后的选择。他心里清楚，自己至少可以争取到一点东西：时间。

只要缉拿令真正押到地方执行之前，毛主席能悄无声息地离开湖南，这个死局就会被撕开一道口子。经他一再坚持，李秘书长答应帮忙拖延，哪怕不能撤销命令，至少让程序慢下来一步。

有了这段“拖延窗口”，下一步就不能拖。符定一冒着被监视、被怀疑的风险，直接赶到毛主席住处。

毛主席对局势并不陌生，对军阀的仇视情绪也很强，听到要走的建议，第一反应并不一定是同意。对很多投身革命的人来说，“不怕死”是真实态度，而“转移”反倒看起来像是退缩。

符定一劝说的重点，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直截了当提醒：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你是许多人眼中代表“未来”的那个人，你的死不是个人牺牲那么简单，而是国家希望被削弱。

他用的是“你是国家希望，不是为一时之气丢命”这样的句子，把抽象的命运，落在很务实的判断上。

说服之后，他没把这事推给别人处理，而是亲自帮忙收拾要紧资料，护送毛主席连夜赶往火车站。直到看着火车拉响汽笛，车厢渐行渐远，他才真正松一口气。

对一个身在权力体系里的官员来说，这一夜走的不是普通送行的流程，而是反复在政治红线边缘踩点。万一消息走漏，他不仅保不住人，还可能把自己送进去。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一夜的选择对中国后来的走向，影响巨大。

没有这次营救，毛主席很可能在1920年代中期就遭遇意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后续历史会完全改写。一个国家的政治版图，在关键时刻往往被几个人的“私人选择”默默推了一把。

大局将定之时，毛主席第一时间把这个历史性进展告知符定一，让这位曾经在长沙考场、曾经在生死关头押注于他的老人，亲眼看到自己预言应验的那一刻。

那场通报，不只是情感交流，也是一种历史交接：从个人眼光，到集体选择，时代终于走到了新的阶段。

放在今天的国际舆论场，这段师徒故事有两个经常被忽略的含义。其一，中国政治传统里，“识才”“护才”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要在风险面前做选择的现实操作。

哪怕是在军阀林立、风声鹤唳的年代，依然有人愿意顶着压力，把未来从枪口下拽回来。

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老路的轨迹，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从底层考场到高层决策之间的贯通：一个少年只要考出真本事，就能走到国家舞台。

而这个人一旦承担起历史任务，哪怕面对旧势力的追杀，也有人愿意冒险保他一命。

从“草鞋少年”到“国家脊梁”，从“监考官”到“生死之托”，是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

国家记住这样的人与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真正的转折点，往往不在宣言里，而是在考场的一次加试，在深夜的一张火车票。

回头看，1912年的作文题和1925年的追捕令，像是时代给中国出的两道难题。一道考眼光，考在混乱中能不能识别真正的“国家栋梁”；一道考勇气，考在危险逼近时敢不敢把希望留下。

符定一在两次考验中的反应，给出了同一套答案：把人才放在个人安危之前，把国家未来放在短期利益之前。

那场长沙一中的考试，让毛主席走上改变中国的道路；那次冒死营救，让这条道路没有在半途中断。今天谈中国的道路选择、制度优势和政治韧性，如果只看宏观数字，很容易忽略背后这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夜晚。

真正支撑一个国家走过风雨的，往往就是这样的“救命时刻”，既写在史书里，也写在后来每一代人的价值判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