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4 月，夜风卷着沁河滩的沙土，打在我脸上生疼。

那年我 16岁，是八路军决死一纵队一总队一大队的“红小鬼”，大名叫李有根，可同志们都管我叫“李小枪”。

不为别的，只因我个子矮，背上汉阳造比我还高出半个头。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排长把枪递给我，话还没说完，我脚下一滑，“啪”地摔了个屁股墩，枪托重重磕在地上。

我下意识地一伸手，把前面老王的裤子扯下大半截，露出半截屁股。

全排先是一愣，接着哄堂大笑。老王提着裤子回头笑骂：“嘿，这小子，人还没枪高，就敢拽老子裤子，干脆叫‘李小枪’得了！”

于是，这绰号一下子传开。

可那一晚，我没想到，自己竟会和一个日本大学生兵，在硝烟里四目相对，并且俘虏了他。

当日傍晚，我们隐蔽在王和镇南边的玉米秸堆里。阎指导员猫着腰挨个检查，最后停在我面前，替我重新系好绑腿，嘴里低声念叨：“李小枪，今晚主攻黑虎山，你小子别光顾着冲，要活着回来。”

我咧嘴笑，却听见自己心跳擂鼓似的。兜里装着姐姐捎来的新布鞋，我暗暗盘算：拿下制高点，就穿着新鞋给姐姐照张相。那时候，照相馆在沁源县还是个稀罕物。

夜幕降临，二、三大队悄悄向公路两侧摸去，负责打援；我们一大队 300 多号人，像一条拉紧的弦，顺着山脊朝黑虎山攀。

大队长胡兆祺在前头低声命令：“不许咳嗽，不许磕枪！”我舔舔干裂的嘴唇，把步枪背带又勒紧一格，心里却想着：要是能抓个“活的”回去，团部肯定表扬，说不定还能上墙报。

晚上22点，月牙像被谁咬了一口的饼，挂在山岙。我们班 10 个人，伏在断崖小道旁。阎指导员亲自带队，他拍拍我肩膀：“李小枪，你眼神好，上去先看清楚哨位。”

我屏住呼吸，一寸寸往前爬。忽然，前方 20 步外闪出一点白光。我立刻缩进草丛，学了三声蝈蝈叫。后面战友会意，分散包抄。

那日本兵似乎听见了动静，拉枪栓，叽里咕噜喊了一句。我听不懂，可那发颤的尾音，让我断定：他害怕。

班长老赵扔出一颗石灰弹，“砰”地炸开白雾。我趁势扑上去，一个“兔子蹬鹰”把他放倒。那小子瘦得吓人，呢子大衣空荡荡，领口却露出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制服，胸口绣着“早稻田”三个汉字。

我本是庄稼人，不认识什么字。跟了八路军后，在部队里学了一些文化，最早认识的就是“早上”、“稻田”这几个庄稼人最常用到的词。听指导员讲，日本还有个大学就用这个词取的名，叫“早稻田大学”。

我看到这几个字，愣了半秒，心想：日本的学生也来打仗？

就在我们准备捆人时，那日本兵突然挣脱，往山顶狂奔，一边用日语狂喊。老赵抬枪要打，被指导员按住：“抓活的！”

可是，当我们扑上去时，敌人也听见了喊声，机枪如雨点般扫下来。我们被压在小道旁，抬不起头。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日本兵钻进主碉堡，我心想：到手的俘虏飞了，本来还能立个功呢！

然而，不到片刻，“轰”一声巨响，砖石、火团、机枪零件飞上了天，敌人的碉堡竟然从里面爆炸了。沙石落了我一身，耳朵里嗡嗡作响。

有些日本鬼子在碉堡里被炸死了，有些从里面跑出来，被我们给击毙了。在烟尘里，忽然晃出一个人影，他显然受了伤，一瘸一拐，手里却没有拿枪。

我心想：这不就是现成的俘虏吗？

于是，我立刻冲了上去，端枪对着他。

他停住，缓缓举高手，竟回了我一句汉语：“我……投降。”

我仔细一看，发现他就是刚才逃回去的那个日本学生兵。

就这样，我俘虏了第一个日本兵。

他20 岁出头，脸瘦得眼窝深陷，却努力挺直腰板。在押回去的路上，他用汉语跟我自报家门：“我叫小早川英，早稻田文科二年级……请多关照。”

我不知哪来的怒火，冲他怒吼道：“关照个屁！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现在让我关照！”

小早川听后，嘴唇直哆嗦，颤颤巍巍地说道：“我……知道错了……碉堡是我炸的……我引爆了弹药箱……”

说到这儿，他腿一软，晕了过去。

我把小早川背回临时救护所，对指导员汇报了俘虏他的过程以及他对我说的话。

第二天，纵队政治部来人，给小早川换药，还给他端来热腾腾的小米粥。他捧着碗，眼泪滴进粥里，咕噜咕噜喝得精光。

一个月后，纵队召开军民大会，小早川被允许在台上讲话。他穿着我们给的灰布军装，袖子空荡荡的，用汉语揭发日军的罪行。

原来，他本来是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主修中文的。战争爆发后，军部缺翻译，就把他强征了过来。

他本来以为就是做做翻译、文书之类的工作，结果到中国后，长官却让他杀人。

小早川一开始也跟着部队杀了一些中国人，但是时间长了，他的内心越来越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就开始抗拒。

可是，日本军官却把他的这种抗拒当作软弱，不停地折磨他，鞭打他，不给他饭吃。战友们也不敢跟他打交道，一有作战任务就把他扔到碉堡外当哨兵。

被俘那天，他先是差点被我们绑了，好不容易逃回去，却又被自己人打骂。于是，他一气之下引爆了弹药箱，炸开了碉堡。

现在，他表示愿意帮助八路军，去对着日军碉堡喊话。

台下几千群众，开始窃窃私语，后来掌声雷动。我挤在人群里，仰着脸，心里像升起一团火：原来仗还可以这样打——把敌人变成人，再把人变成朋友。

会后，我主动申请参加了对敌宣传队。每天傍晚，我和小早川蹲在土坡上，让他教我认字。别看他是日本人，汉字写得相当棒，比我这个文盲强多了。

作战时，他对着日军碉堡喊话：“别再给日本帝国主义卖命了！你们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只要投降出来，八路军优待俘虏！”

有时，碉堡里会传来回骂，有时会传来长叹。后来，真的有7个日本兵趁夜跑了过来，其中一个是他的同乡。

秋天，小早川要被送往延安学习。临走那天，我把自己没舍得穿的新布鞋塞给他：“路上山高路远，别冻着。”

他抱着鞋，突然鞠了一大 90 度的躬，哽咽着说：“李君，中国朋友，我记住了！”

小早川走后，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说：“李小枪，你俘虏的，不只是一个日本兵，还俘虏了一个‘反战同盟’。”

再后来，我随部队转战冀南、豫北，一路打到 1945 年。1946 年，我因伤复员回到沁源。河水依旧清冽，黑虎山碉堡早已长满蒿草。我娶了个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每年清明，我都会带孩子上山，给牺牲的战友们烧纸。

1949年10月1日，我从村口的喇叭中听到了新中国建立的消息。我突然想起了小早川，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他是留在了中国，还是被遣返了……”

媳妇问我：“你说的是谁？”

我说：“一个早稻田的大学生，我当年俘虏的第一个日本兵，后来加入了反战同盟，我认识的字几乎都是他教的。”

媳妇一脸诧异的看着我，不可思议地说：“一个日本人，教你汉字？”

我听后哈哈大笑：“是啊，没想到吧，我的汉字是一个日本人教的……”

后来，我多方打听得知，小早川在1945年时就被遣返回国了，他之后一直在国内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和反战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