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首先应该先遵守规则制度，还是先谈道德？

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曾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意思是，善于治国理政的人，懂得通过制定有效制度来管理国家，从而达到众民皆服的目的。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文化是隐性的共识，技术是效率的工具，而制度是底层的骨架 —— 没有稳固的制度，文化易成空谈，技术难发挥价值。

我们今天谈的，正是这决定社会与组织根基的制度，它不仅适用于古今中外的治国理政，更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有规则制度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好

关于制度，有一个特别经典的 “分粥故事”：一群穷人共住，每天分一桶不够吃的粥。最初抓阄分粥，运气好的人连续饱食，运气差的人饥肠辘辘；

后来投票选 “品德好的人” 分粥，可无制度约束下，分粥人只顾自己和巴结者，对看不惯的人苛刻；加了监督人，却演变成分粥人与监督人沆瀣一气；

成立分粥与监督委员会，又因互相扯皮导致粥凉效率低；最终定下 “轮流分粥，分粥人拿最后一碗” 的规则，粥才终于分得平均 —— 为了不让自己拿到最少的，分粥人必须尽量公平。

可见，指望靠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在社会层面极其不现实。道德在资源充足时或许能发挥作用，但资源紧缺时，人性的自私会自然凸显；而面对权力或利益诱惑，没有制度约束，自私更会被无限放大。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的权力定律早已点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就像社会中没有制度会诞生独裁者，没有制度的约束，整个社会的行为便会陷入混乱 —— 风筝没有丝线会堕入风中，河流没有堤坝会吞噬生命，制度正是社会有序运转的 “堤坝” 与 “丝线”。

好制度让人变好，坏制度让人变坏

18 世纪，英国将罪犯运往澳洲，初衷是解决本土监狱爆满与澳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初政府按 “上船时犯人数” 给船主付费，结果船主为牟利，超载、克扣饮食，犯人死亡率激增。

后来政府派官员监督、配医生，却因船主贿赂或迫害官员，收效甚微；道德教育更是毫无作用。直到制度改为 “按下船时活的犯人数” 付费，船主才主动改善条件、配备药品，犯人死亡率迅速得到控制。

这个案例深刻揭示了制度的导向作用：好制度能通过利益牵引，让人为了自身目标主动做对的事；坏制度则会逼人为了利益突破道德底线。

就像社会治理中，“闯红灯罚款” 的制度比 “呼吁文明出行” 的道德说教更有效，“垃圾分类奖励” 比 “号召环保” 更能推动行为改变 —— 制度不用强迫人 “讲道德”，却能通过规则设计，让道德行为成为自然选择。

只谈道德不讲规则的社会很虚伪

当然，道德并非不重要。在法律不完善时，道德能维护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但这一切必须以遵守规则制度为前提。

道德本质是 “自律工具”，是个人对自我的约束，若用来 “他律”，很容易变成道德绑架 —— 就像我国推崇的 “尊老爱幼”，本是善意的道德追求，却有人倚老卖老，因年轻人不让座就辱骂甚至动手，让道德成了侵犯他人权利的 “利器”。

胡适先生曾说过：“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

只谈道德不讲规则的社会，注定充满虚伪与矛盾。我们不能奢望仅靠道德建设好一个社会。

在企业制度中，规则和道德先谈哪个？

答案很明确：企业制度中，必须先谈规则，再谈道德。规则是企业制度的 “地基”，没有地基支撑，道德倡导只会是飘在空中的 “口号”，无法落地也难以服众。

不少企业曾栽在 “重道德轻规则” 的坑里还有些企业陷入 “道德绑架” 的误区：老板总说 “大家要以公司为家，多奉献”，却没配套规则 —— 加班没补贴、超额完成任务没奖励、晋升只看 “忠诚度” 不看能力。

员工嘴上应和，心里却不认可，最终优秀人才陆续离职，剩下的人 “表面奉献，实则敷衍”。

反之，规则清晰的企业从不用刻意强调道德：就像一些互联网企业明确 “紧急项目加班享双倍绩效 + 项目分红”“连续 3 年超额完成目标可获管理岗晋升”，规则给了 “付出有回报” 的确定性，员工不用被催着 “奉献”，也会主动投入，“以企为家” 的认同感反而自然形成。

对企业而言，规则是制度的 “地基”，道德是制度的 “上层建筑”。建立起清晰、公平的制度，才能让社会越来越好，让企业走得更远 —— 毕竟，好的制度，从来都是道德生长的土壤，而非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