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霜降刚过，陕西宝鸡的风跟刀子似的刮脸。火车站旁的空地上，一群汉子缩着肩膀搓着手，粗布单衣被风灌得鼓囊囊，有的裤脚还短一截，露着冻得通红的脚踝。更扎眼的是他们脚上的草鞋，草绳磨得发亮，有的连鞋帮都散了，只能用破布条缠几圈。手里的枪更别提了，枪托裂着缝，枪管锈得发黑，有个小兵试着拉了下枪栓，“咔嗒” 一声卡住，急得他直跺脚 —— 这就是第一批出川的川军，后来被人笑称 “叫花子军”。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群连暖衣都穿不上的汉子，接下来八年里把命拴在裤腰带上，从上海打到云南，300 万人扛枪出征，最后活着踩回四川土地的，只剩 13 万！说句实在的，比起那些穿皮靴、配洋枪却见了鬼子就跑的 “正规军”，这群川娃子才配叫中国人的脊梁！

“就这破烂样还上战场？怕不是给鬼子送菜！” 川军刚到山西前线，几个中央军士兵嚼着饼干笑出声。他们穿着新发的棉军装，腰间别着美式手枪，看川军的眼神，跟看街边要饭的没两样。可他们不知道，川军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单衣，可能是农户家里唯一能穿的衣服；脚上这双草鞋，是媳妇连夜用自己纺的麻线编的；就连手里那把打不响的土枪，都是铁匠铺把自家犁头融了才打的。

1937 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响传到四川，刘湘拍着督军府的桌子吼：“四川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鬼子赶出去！” 这话掷地有声，可四川的家底早被连年的军阀混战掏光了。国府那边倒好，满口答应 “出川即补装备”，结果川军走了几千里，别说棉衣，连子弹都没多给一颗。西安的蒋鼎文见了川军，皱着眉头说 “物资紧张”，转头就给嫡系部队发了新棉袄；阎锡山更过分，怕川军 “抢” 山西的粮食，直接派兵把入晋的路堵了 —— 合着国难当头，某些人先想的不是打鬼子，而是给自己划小圈子！

没办法，川军只能自己想辙。安县有个叫王建堂的青年，要去参军，他爹没送别的，就递来一面红布做的旗子，上面用墨笔写着个大大的 “死” 字，旁边还题了行字：“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王建堂把旗子叠好揣进怀里，走的时候跟爹说：“您放心，儿子要么提着鬼子的头回来，要么就裹着这面旗回来！” 反观国府那些当官的，在重庆、南京的酒楼里搂着姨太喝洋酒，前线士兵冻得直哆嗦，他们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 这哪是 “全民抗战”，分明是川人在替某些人拼命！

“枪不行，老子的命来凑！” 川军里流传的这句话，不是喊口号，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1937 年淞沪会战，杨森带着第 20 军刚到上海，连阵地都没摸熟，就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大场地区。日军的飞机跟下雨似的扔炸弹，坦克碾过战壕，把土都翻了过来。川军将士趴在泥里，用土枪对着日军打，有的枪打两枪就卡壳，他们干脆把枪一扔，举着大刀冲上去。有个叫李根生的小兵，才 17 岁，胳膊被炮弹片划开个大口子，他用布条一缠，照样跟着队伍冲锋，最后倒在阵地前，手里还攥着半截刀把。

这场仗打下来，第 20 军的一个师，4000 多人最后只剩 600 多，有的连队整建制没了。可就是这样，他们硬是把日军的进攻挡了三天三夜。反观旁边的一支中央军部队，拿着德国造的步枪，配着迫击炮，打了不到一天就撤了，临走前还把阵地里的粮食和弹药都带走了 —— 这 “正规军” 的名头，怕不是花钱买的？

1938 年滕县保卫战更让人揪心。王铭章带着第 41 军守滕县，日军用大炮把城墙轰开了好几个口子，坦克直接往城里冲。川军将士没有反坦克炮，就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有的士兵炸不死坦克，就拉着鬼子同归于尽。王铭章的腿被炮弹炸伤了，他拄着枪站起来喊：“今天就是死，也要把滕县守住！” 最后他身中数弹，倒在指挥部里，身边的卫兵没一个退的，全部战死。后来李宗仁说：“没有滕县的三天三夜，台儿庄大捷就是空谈。” 可当时有多少 “正规军” 在附近观望？就等着川军把鬼子耗得差不多了，再出来捡功劳 —— 这种便宜占得，良心不会疼吗？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从长沙会战到独山阻击战，全国 28 场大仗，川军一场没落下。他们没有像样的装备，没有充足的补给，却凭着一股 “不服输” 的劲儿，在战场上硬撑。那些嘲笑他们是 “杂牌军” 的人，真该去前线看看，川军将士的血是怎么流的，命是怎么拼的 —— 比起这些，某些 “正规军” 的皮靴，倒显得有些脏了。

抗战八年，四川一共送出了 300 多万壮丁，平均每 15 个四川人里就有一个参军，全国每五个抗日士兵里，就有一个是川军。可伤亡数字更让人揪心：阵亡 26 万多，负伤 35 万多，还有 2 万多人失踪，加起来 64 万多 —— 这意味着，每五个出川的川军，就有一个再也回不了家。

1940 年成都空战，有个叫周志开的飞行教官，他带的学生全牺牲了。那天日军 32 架飞机来炸成都，周志开驾驶着一架老式战机，单机冲了上去。他的战友后来回忆，周志开的飞机被日机包围了，可他没退，反而朝着日机编队撞过去，最后连人带机坠毁在城外的农田里。人们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学生都走了，我这个老师，不能让他们在下面孤单。”

抗战胜利那天，成都的街头挤满了人，有个老太太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 “找儿李二娃，民国二十六年参军”。她从早上等到天黑，也没等到儿子回来。后来有人告诉她，李二娃在滕县保卫战里牺牲了，老太太没哭，只是把牌子收起来，说：“娃是好样的，没给四川人丢脸。”

那些活着回来的川军将士，有的少了胳膊，有的没了腿，穿着破烂的军装，踩着磨穿的草鞋，回到家乡。乡亲们没问他们立了多少功，只是端来一碗热饭，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他们没什么英雄光环，只是想给家人一个交代，给国家一个交代。

现在成都的建川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双草鞋，草绳上还沾着褐色的血渍；一面 “死字旗” 挂在展柜里，红布已经褪色，可上面的字迹依旧醒目。这些老物件在无声地告诉我们：曾经有一群四川人，穿着最破的衣服，扛着最烂的武器，用命挡住了侵略者，守住了我们的家国。

我们不该忘记他们。不该忘记那些踩着草鞋出川的汉子，不该忘记那些裹着 “死字旗” 牺牲的英雄。他们不是历史书里的数字，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中华民族最硬的骨头。那些曾经嘲笑他们、轻视他们的人，早就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而川军的精神，会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