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猪与野猪之间的差异，比起狼与狗的区别还要明显得多。 如果要强调肉类的重要性，猪肉毫无疑问名列前茅。 肥瘦皆宜的猪肉，自一万年前起就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之一，至今仍深刻融入许多传统习俗。如今家猪的崇高地位，离不开它的远古祖先——野猪（Sus Scrofa）。 野猪，又称山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分布广泛，能适应多样的生态环境。现代作为重要肉源的家猪，实际上是在大约8000年前由野猪经过驯化而成的，属于野猪的一个亚种。 原始野猪与现代家猪的外观对比 野猪不仅在外形上与家猪截然不同，生长速度也远不及现代家猪，体重更轻。而人类选择它作为驯养对象的原因，还要追溯到一个关于捕获野猪幼崽的故事： 按照常理推测，凶猛如野猪，连老虎和熊都不敢小觑，似乎并不符合被驯养的动物标准，比如“能为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或其他价值”“生长快”“繁殖周期短”“性情温顺”“不易惊慌”“能在人工环境中繁殖”。但它贪吃的天性却让人难以抗拒。 早在上万年前，野猪凭借其灵活的觅食能力，开始逐渐靠近人类的营地。那时的人类已由游猎逐步转向定居，依靠山水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富裕。由于捕猎范围受限，肉食不足，加上开垦的农田提供了稳定的粮食来源，养畜的念头逐渐萌芽。 考古资料显示，野猪幼崽出生后会在窝中待数周，母猪会在黎明或黄昏外出觅食，将幼崽留在窝里。一旦野猪幼崽被人发现，便容易被捕获。起初，这些幼崽或许只是作为宠物饲养，供人娱乐。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驯养的野猪继承了野性的贪吃特性。利用人类的剩饭剩菜，采用放养方式养殖，它们的食量惊人：每4公斤饲料就能长出1公斤肉。生长速度也变得极快，半岁到一岁时就能达到70公斤以上。而且，比起牛羊等家畜，猪能更高效地将饲料转化为肉。 它们的杂食性和耐粗饲的特性，使得养殖变得十分方便，极大地契合了人类定居生活的需求。这也让猪成为理想的养殖对象。 更令人振奋的是，猪的繁殖能力极强。每年可以产出一到两窝幼崽，每窝4到10只不等。如此高的繁殖率，使得家猪在畜牧业中迅速崛起。 当然，家猪的驯化也伴随着不少难题。古人对家猪的认知主要来自对其生态习性和生活习惯的观察，难免遇到许多未知的问题。但人类具备思考、记忆和传承的能力，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养殖经验：主动喂养幼崽，养大后宰杀食用；挑选体格强壮的公母猪进行繁殖，确保下一代的品质。这样的循环，使养猪技术不断成熟。 随着饮食习惯的变化、生活空间的限制以及专业化管理的推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工选择，猪的体型、习性和生理特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家猪。 其变化主要体现在： 与人类长时间相处，猪的警觉性降低，性情变得温顺； 觅食行为的改变，减少挖土行为，头部变宽，嘴鼻比例缩小； 饮食结构由野猪的肉食性逐步转向几乎完全的植食性，肠道也相应变长，更适合消化植物纤维； 食物充足，野猪无需奔波觅食，四肢变细短，生长速度加快，体型变大； 性繁殖的季节性逐渐减弱，妊娠期缩短，产仔数增加。 考古证据显示，最早的家猪出现在距今约15000年前的土耳其东部地区。这些家猪随后被引入欧洲，与当地野猪杂交，成为欧洲家猪的祖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猪之外，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还包括黄牛、绵羊、山羊、马和鸡等。考古研究表明，大部分驯化动物起源于中东和西亚地区，然后通过文明的传播扩散到全球。而猪则尤为特殊。 通过考古和基因研究，科学家发现，家猪的驯化可能在至少六个不同地区同时发生，其中中国至少有三个起源中心。中国最早的家猪遗骸出土于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此外，南亚和东南亚也很可能拥有各自独立的家猪起源。由此可见，野猪的驯化在亚欧大陆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奇迹。 考古证实，家猪不仅成为人类肉食的稳定来源，还在文化和祭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史前时期，猪是祭祀和陪葬的重要动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商代。 河南偃师出土的商代早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完整的猪骨，数量超过300头；汉代时期，墓葬中常有陶制的猪圈，显示养猪业已相当繁荣；宋代养猪业更是达到顶峰，《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城中每天都有人驱赶成群的猪入城宰杀，场面壮观。 在欧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猪的分布扩展到美洲新大陆，成为全球重要的肉类来源之一。英国约克郡的约克夏猪，是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广泛应用于现代集约化养猪体系。 即使在古代，猪的形象仍保留着野猪的特征，壁画中的猪依然透露出野性的气息。 人类对猪的驯化，是智慧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这一过程不仅极大丰富了人类的肉食资源，也深刻影响了文化习俗。例如，春节杀猪、宴请宾客等传统，都是对猪的崇敬和重视的体现。除了少数宗教禁忌外，猪肉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肉类之一。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猪形象多源自英国的约克夏猪，这一品种在19世纪经过精心育种而成。虽然无法确切知道“第一只被驯养的猪”是谁，但家猪的驯化和育种，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