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点评王安石的？ 毛主席曾指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这一评价，深刻地剖析了王安石的学识才华与变法失败的根源。 王安石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子集，展现出非凡的学术天赋。他对《周礼》进行深入注释，试图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改革的依据与灵感，其著作《字说》更是在文字学领域独树一帜，体现出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他的文章气势磅礴，见解独到，在文学史上与汉唐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可以说，在学术和文学方面，王安石无疑是一位佼佼者。 然而，当王安石从书斋走向朝堂，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时，却遭遇了重重困境。北宋立国百年后，表面上歌舞升平，实则内部危机四伏。庞大的官僚体系臃肿不堪，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入不敷出；军队数量虽多，但战斗力薄弱，难以抵御外敌入侵；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安石毅然发动变法，期望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挽救北宋的统治危机。他推行的新政涵盖诸多方面，其中 “青苗法” 是他最为得意却也饱受争议的一项创新举措。 “青苗法” 本意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时抑制民间高利贷的盘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事与愿违。由于当时的吏治腐败，各级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根本不顾农民是否真正需要。而且，官府的逼债手段极为严酷，农民一旦还不出钱，官吏们便 “鞭笞必用”。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许多农民不得不卖田宅、雇妻卖女，甚至走上投水自缢的绝路。正如当时的诗句所描述：“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最终，“青苗法” 实行二十年后，因给农民带来巨大痛苦，在一片反对和攻击声中被迫废止。 毛主席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为 “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这一观点切中要害，发人深省。所谓 “不周知社会”，涵盖了诸多层面，其中 “吏不得人” 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忽视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顿，使得原本立意良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成为官吏鱼肉百姓的工具。然而，在那个封建时代，要对吏治进行根本整顿谈何容易，这对王安石来说，或许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疏忽，使得变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成为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但他身上所展现出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 “三不足” 精神，却令毛主席极为赞赏。在 “文革” 中后期的 “评法批儒” 运动中，毛主席推崇法家勇于变革的精神，他布置印制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倡导这种不畏艰难、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希望借此激励人们打破思想束缚，推动社会变革。 从毛主席对王安石的点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并非简单地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在当时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但他敢于挑战旧秩序、勇于尝试改革的精神，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之《致萧子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