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参考资料：2020-05-20 抗日战争纪念网——一本滴血的相册） 1947年的南京军事法庭上，气氛冰冷，前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正对南京大屠杀的指控百般抵赖，审判一度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一份被法庭标记为“京字第一号”的物证呈了上来，它不是枪炮，也不是文件，而是一本巴掌大的灰色相册。 当这本小册子被翻开，当那些照片映入谷寿夫眼帘时，他瞬间面如死灰，嚣张气焰荡然无存，惊慌得几乎站立不稳，究竟是怎样的照片，能让一个杀人如麻的战犯当庭崩溃？ 故事要回到1938年初，日军屠城的腥风血雨尚未散尽，在南京国府路估衣廊10号的华东照相馆里，15岁的小学徒罗瑾，每天听着城中的哀嚎，看着日军的暴行，心里憋着一团火。 一天，一个日本少尉拿着两个胶卷来冲洗，罗瑾默默接下，当晚，他在暗房里冲洗胶卷，里面的内容让他浑身冰冷——全是日军屠杀同胞、奸污妇女的场景，每一张都触目惊心。 怒火压倒了恐惧，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罗瑾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多冲印了三十几张。 他仔细筛选，剔除了曝光差的，又忍痛拿掉了记录日军奸污妇女的照片——年少的他觉得，那是对中国妇女的巨大耻辱，多年后，他为此深感遗憾，最终，他留下了十六张最清晰的照片。 为了保存这些铁证，罗瑾找来灰色软卡纸，裁成小卡片，将照片一张张贴好，装订成册，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在封面上画了一幅画：左边一颗滴血的心脏，右下方一把带血的刺刀，刀尖下是一滩血泊。 而在右上角，他用美术字写下一个大大的“耻”字，下面再跟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本承载着血泪的相册，就这样在一个无名少年手中诞生。 然而，在战乱中保存它，比制作它更难，1940年，罗瑾为求生计，考入汪伪政府的警卫旅通讯队，驻地在毗卢寺，他把相册偷偷带进军营，藏在床板下。 在这里，日伪教官们嘴上喊着“中日亲善”，背地里却常对学员拳打脚踢，谁知，1941年初，队里为迎接汪精卫视察，突然展开大清查，据说是因为发现了一颗来路不明的手榴弹。 情况紧急，罗瑾情急之下，将寺庙后院厕所的一块墙砖抠出，把相册塞进去，再用泥巴糊好，可几天后，当他想把相册取出时，却发现它竟然不翼而飞了！ 罗瑾吓出一身冷汗，为免杀身之祸，他赶紧请了长假，匆匆逃离南京，后来举家迁往福建，这本相册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被他埋藏心底、渐渐淡忘的秘密。 罗瑾走了，可相册的故事没有结束，他逃离后不久，同在通讯队的吴连凯在清晨去后院厕所时，无意间发现墙角草丛里躺着一个灰色的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正是那本相册，封面上滴血的心脏和刺刀，在晨光下格外刺眼。 吴连凯翻开相册，那十六张日军暴行的照片让他心惊肉跳——他也曾亲历屠杀，那些场景刻骨铭心，他立刻意识到这本相册的分量，迅速将其揣入怀中。 当天，队长和政训员就召集全体队员训话，声色俱厉地警告队里有人私藏了相册，吴连凯的心猛地一沉，他明白了，这东西一定是被上一个发现者因为害怕而丢弃的。 现在，轮到他做选择了：是扔掉它保命，还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历史留下这份铁证？ 夜里，吴连凯辗转反侧，思考着最安全的藏匿地点，他猛然想起，之前站岗时，曾发现万福楼大殿弥勒佛像的底座下有个洞，这不就是绝佳的藏身处吗？ 后半夜，轮到他站岗，时机来了，吴连凯带上相册，蹑手蹑脚地绕到佛像背后，在黑暗中摸索到那个洞口，小心地将相册塞了进去。 也许是冥冥中的庇佑，相册在佛像底座安然度过了余下的战争岁月，吴连凯毕业时才将其取出，此后一直贴身珍藏。 时间一晃，抗战胜利了，当南京军事法庭发出公告，向市民征集日军罪证，准备审判谷寿夫时，已改名吴旋的吴连凯，毫不犹豫地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相册上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1947年2月，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谷寿夫的公审法庭上被出示，据事后记载，谷寿夫见到照片后“神色突变，慌乱不能自持”，在如山铁证面前，一切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就这样，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青年，罗瑾与吴旋，在日伪高压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用勇气和智慧完成了一场关于历史真相的跨时空接力。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的，不只是一本相册，更是民族的记忆与尊严，是对历史正义最执着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