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2年，毛主席为了改善上学对家庭的负担，对周总理写下批示：“周总理：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同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必须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 （参考资料：2023-05-29 上观新闻——什么是“最大的不公”？怎样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在权力巅峰之上，一位领袖究竟能对特权有多大的警惕与自律？ 是选择顺水推舟，享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世俗荣光，还是决意逆流而上，亲手斩断一切可能滋生特权的温床？ 历史上不乏因权力而腐蚀、因特权而坍塌的政权，这个教训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主席却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革除根深蒂固的特权积弊，书写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篇章。 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将其刻入了执政理念，贯穿于政策实践，甚至严苛于个人生活。 作为一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对特权现象的认识远非流于表面。 他结合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也反思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于是深刻洞察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及“有权就有一切”这些特权观念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肌体的腐蚀性有多么巨大。 在他看来，执政者的灵魂恰恰在于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警惕并清除任何脱离群众、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 他坚定地认为，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与人民是血肉相连的整体，绝不能脱离人民而存在。 世界上没有特殊的公民，同样也没有特殊的党员，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一样，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这样的思想绝非空谈，毛主席更将其付诸实践，在国家治理的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在教育领域，他毫不犹豫地向那些可能滋生特权的“贵族学校”开刀。 1952年6月14日，他致信周总理，明确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旨在让教育资源公平化，消除因私立学校带来的阶层差异。 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存在的干部子弟学校，他指示“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打破了内部的等级特权。 进一步看，他更提出要求“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这便是彻底根除教育领域特权的决心，他的目光不仅停留在眼前，更指向了构建一个公平的教育体系，防止特权意识从娃娃抓起。 其次，在医疗领域，他对高级干部保健工作中的特殊化乱象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和纠正。 1964年6月24日，在接见越南外宾时，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严重问题，甚至导致一些医护人员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的临床一线。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权养生模式的危害：“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 他将这种特殊化直接与健康问题联系起来，旨在警醒那些沉溺于特权生活的人。 面对他的批评，1964年7月29日，卫生部党组提交了改进报告，提出了具体措施：取消专职保健医生和护士，将其调回医院参加日常工作，今后领导同志有需要时临时派医生出诊。 对此，毛主席在审阅报告时直接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他要从更根本的机构设置上拔除特权的根子。 报告还提倡户外活动，加强卫生防疫，将防疫与医疗保健更好地结合，并要求加强北京医院的管理，对于这条改进措施，毛主席再次留下掷地有声的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这不仅揭示了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更直接要求开放这些被特权占有的医疗资源，让它们回归服务大众的本位，废止其他特殊化做法，足见他对消弭特权的坚决态度。 然而，反特权绝不仅仅止于制度层面，对于毛主席而言，它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自律与坚持，体现在他的家风和个人作风之中，他一再告诉他的家人和亲友，现在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而是人民的天下。 这体现了他天下为公的崇高信念，个人行为必须高度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反对亲情凌驾于公义之上。 他对亲友的要求，是著名的“三不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即爱护亲人但绝不为他们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念旧不为旧谋利，即怀念旧识但不利用旧情为其获取私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即帮助亲人但不纵容其不正当行为或提供非法支持。 从对教育、医疗制度的革新，到对亲人的严格要求，再到对自身权力的深刻反思，毛主席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反特权的理念，他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批判特权思想，更在实际行动中以身作则，成为那个时代反特权斗争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