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1年，朱凡被俘，日军见寻常酷刑没用，就把她带到湖边，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朱凡） 1941年的昆承湖，见证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死亡，一个年仅22岁的姑娘，被汽艇拖在湖中，用身体和鲜血，染红了那片芦苇荡。 她叫朱凡，可在成为这抹“红色”之前，她首先是上海滩工厂主的大小姐，陆慧卿。 故事要从上海滩说起，那里有她的富贵，也有她的破碎，朱凡1919年生于鄞州，父亲陆成林开的工厂，给了她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不过，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安逸，随时可能被时代的大浪拍得粉碎，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一响，不仅震醒了国人，也直接把朱凡家的工厂炸成了灰烬。 一夜之间，全家人的生计没了着落，父亲租了个小铺子想撑下去，可生意惨淡，昔日风光荡然无存。 家道中落的痛苦，紧接着又撞上了“一·二八”事变带来的国耻，这两件事，像钉子一样扎进了还是个少女的陆慧卿心里，家与国的破碎，在她这儿成了一回事。 但这双重打击，却没能让她消沉下去，反而催生出一种远超年龄的责任感，她还在读中学，就开始动员家人省下早餐钱，又带头领着同学走上街头，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募捐，她很早就明白，救国得先从叫醒身边人开始。 对还在上小学的弟弟们，她不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摊开一张全国地图，用红笔把日寇侵占的地方一个个圈出来，告诉他们再不抵抗，我们都得当亡国奴。 知识是她的武器，她像海绵一样从《大众生活》、《新生》这些进步书刊里吸收思想，为自己混乱的人生寻找方向。 1936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浪潮席卷全国，朱凡也一头扎了进去，当她浑身湿透地从请愿现场回到家时，那被国民党军警高压水龙头冲刷过的单薄身影，反而显得更加挺拔。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烧遍全国，刚刚走上社会的朱凡，觉得上街请愿、募捐已经远远不够了，她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雪影社”，在社团办的义务夜校里当起了教员，想把革命的火种传给更多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她告诉弟弟，陆慧卿这个名字过去了，往后她叫朱凡。 “朱”是红色，代表红军和共产党；“凡”是平凡，她要做红色队伍里一个最平凡的兵，这个名字，是她的宣言。 这份决心甚至改变了她的家庭，弟弟陆启英后来改名朱介元，在1944年也跟着姐姐的脚印参加了新四军，据后人说，就连她的父亲，最后也受她影响改姓了朱，一个姓氏的更迭，竟成了一个家庭对红色信仰的集体奔赴。 从思想觉醒到身份重塑，朱凡的革命道路越走越深，1939年，她到陆家市小学当校长，这里很快成了她发动群众的新阵地，她和民运干部一起，白天教孩子读书，晚上就点起油灯，教乡亲们唱抗日歌曲，扫盲识字。 她还把目光投向了最底层的劳动妇女，亲自出面替花边洗烫作坊的女工们说话，硬是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还拿到了老板不能随意开除她们的保障。 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播火者，后来又去做流动教师，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奔波在各个抗日小学之间，她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想在风雨飘摇的乱世里，为同胞撑起一小片天。 同年夏秋，她的人生迎来了又一个重大选择，她激动地告诉弟弟：“我要到‘江抗’去了”，她把自己比作一只渴望风暴的海燕，要去真正的惊涛骇浪里飞翔，谁知，1939年9月中的那次告别，竟是永别。 到了“江抗”，朱凡在战火里迅速成长为一名干练的区委书记，可根据地越是发展，日伪军的“清乡”就越是残酷。 苏常太地区很快被白色恐怖笼罩，每天都有同志牺牲，为了保存力量，上级决定让在沙家浜地区工作的大部分外来干部先撤离，朱凡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但她拒绝了，面对生死考验，她选择了留下，作为干部，她觉得理应与阵地共存亡，与人民共患难，这是她对“红色队伍平凡一兵”这个承诺，最直接的兑现。 危险终究还是来了，1941年7月的一个清晨，为了召集一次紧急会议，朱凡冒险穿过封锁线，前往一个尼姑庵接头，叛徒的出卖，让她一头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就在被捕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奋力掩护同志撤退。 面对这个只有22岁的女共产党人，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和酷刑，可朱凡什么都没说。 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露出了野兽的面目，他们用粗麻绳捆住她的双腿，把她倒吊在汽艇后面，然后在昆承湖的芦苇荡里疯狂飞驰，鲜血瞬间染红了湖水，那天的芦苇在风中摇曳，仿佛在为她抽泣。 朱凡的一生，像一颗流星，短暂，却划出了刺破黑夜的光，她从一个因家国破碎而觉醒的富家小姐，最终变成了一位为信仰献身的战士，她用生命回答了那个时代向她提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