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阎锡山乘坐飞机前往台北，准备与蒋介石会面。出发时阎锡山与陈立夫等人同坐一架飞机。其他人员乘坐另外一架飞机。 1949年12月的成都机场，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即将上演。当飞机因超载而差点坠毁时，阎锡山面临生死抉择：是舍弃数十箱金条，还是减少随行人员？这个决定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暴露了民国政治人物在大厦将倾时的真实面目。 1949年12月，身为＂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跟随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军校。此时的成都已是风声鹤唳，解放军的炮声在远处若隐若现，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蒋介石本来打算去西康继续抵抗，但陈立夫告诉他连云南的卢汉都已经靠不住了，只好决定撤往台湾。 蒋介石思忖了一会说：＂你不能跟我走，你与阎伯川（阎锡山）一起走。他是＇院长＇，你是＇政务委员＇，你也应该与他一起走。你不是说伯川思想包袱沉重，情绪不好吗？这种人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投共。你跟他在一起，可起监视作用，他就不敢投共了。如果发现他有投共倾向，要坚决阻止，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制止。＂很明显，蒋介石派陈立夫监视阎锡山，生怕这位＂山西王＂在关键时刻倒戈。 那天晚上，阎锡山、陈立夫，朱家骅与＂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清等14人乘一架飞机从成都起飞。飞机刚起飞不久就遭遇了麻烦。飞机飞到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遇到了寒流，飞机两翼均结了厚厚的冰层，被迫往下坠落了700尺，无法再往前行，只得返回成都。这次惊险的经历让机上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飞机最终紧急降落在成都凤凰山机场。 第二天，陈立夫专门找来驾驶员询问情况。飞行员见陈立夫追问得很细，便直言相告：＂飞机因超载，遇上寒流结冰，没有办法升高，也无法再往前飞。＂陈立夫又问：＂机上人并不多，怎么超载呢？＂＂阎＇院长＇带的东西太多，光金条就有几十箱子。＂原来问题出在阎锡山携带的大量财物上，这些金条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 陈立夫得知真相后，立即去找阎锡山商量。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叙述，又去找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但阎锡山的回答让陈立夫很意外。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生活，丢不得。＂ 其实阎锡山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因为早在当年的4月份，他的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就已从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静安新村4号时，就叫部属徐士珙从上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怀宁街34号，然后由彭士弘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到了日本。说明阎锡山早就在为退路做准备，这次带的金条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面对飞行安全的威胁，陈立夫态度强硬起来。陈立夫很恼火。他心想：这个老家伙真是爱财如命，＂党国＂到了这种时候，逃命第一嘛。机上有这么多＂党国＂要人，你作为＂行政院长＂，不顾大家的安危，只顾钱财，太过分了。陈立夫不顾阎锡山的院长身份，直接摊牌：＂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小求大，将飞机上的物资卸下一部分。＂见他老半天不做声，又说，＂蒋总裁催着我们早点过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东西卸一部分下来，那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而且今天一定要走，要赶快定一下。＂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阎锡山做出了选择。阎锡山经过左思右想，最后才决定金银财宝及几个重要亲信都带上，卫士留下几个。减了人后，飞机轻了，飞行也较昨天正常。这样，陈立夫与阎锡山、朱家骅等一同飞到了台湾。为了保住这些金条，阎锡山选择让跟随自己多年的卫士留下来，这个决定充分暴露了他的品格。 这件事对阎锡山在台湾的政治前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经过这次危险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十分反感，认为像他这样太贪图钱财的人，不能再在＂政府＂担任大责。阎锡山到台湾后，陈立夫在老蒋面前告了阎锡山一状，说阎锡山因带这些金条使他和朱家骅、邱昌渭、杭立武等人险些来不成台湾，还使应该来的人也来不了，他携带的数十箱金条，来路也不明。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自然在原来对阎锡山不信任的基础上更加不信任了。阎锡山到台湾后，只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行政院长＂后，就被蒋介石打入冷宫。从此，这位曾经统治山西38年的＂土皇帝＂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台湾度过了孤独的晚年。 1949年12月的这次飞行，不仅是阎锡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人物的真实面貌。在生死关头，金钱与人命之间的选择，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和政治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