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迫在眉睫，谁来执掌新中国的军事指挥中枢？ 毛主席心里头一个人选呼之欲出，那就是被誉为“军神”的刘伯承，他战功赫赫，资历深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二人选。 可谁知，当任命送到眼前时，这位老帅却摆了摆手，不干了。 而他给出的理由听着很谦虚：“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接着又补了一句：“我还是去办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吧！” 当然，这话也不全是谦辞，当时刘伯承年过半百，常年征战落下了一身伤病，他头痛剧烈，右眼早已失明，仅剩的左眼也有严重近视，看文件都得把纸凑到眼前。 他自己都坦言“跑不动了”，深知总参谋长这个职位，眼明手快是基本功，自己这副身子骨，怕是会误了大事，所以把位子让给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将领，也是他的实在想法。 不过，仅仅用身体不好和谦虚来解释，显然是看轻了，推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职，不是为了躲清闲，而是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另一盘更大的棋。 因为他要“换个战场”，去搞军事教育，而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已经埋了二三十年，这份执念，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他拿半生坎坷换来的痛切领悟。 刘伯承早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最正规的军事教育，他比谁都清楚，一支军队的强大，光靠几个能打的将领和士兵的勇敢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军官系统”。 未来的战争，靠的是脑子，靠的是一群懂得战术、会用新式武器的专业人才，而这个认知，则源于他那四次当总参谋长的跌宕经历。 第一次是1927年南昌起义，他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可起义部队最终在悬殊的敌我力量下被迫撤退，参谋部也就散了伙。 第二次是1930年从苏联学成归来，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本想大展拳脚，谁知碰上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瞎指挥，刘伯承坚持专业意见，不认同李德的战术，结果反被调离了岗位。 而第三次是长征路上，他临危受命，再次出任总参谋长，负责协调全军行动，但刚把队伍捋顺，又在川西会师时撞上了张国焘闹分裂，在一片混乱中，他的职务又被撤了。 第四次是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再度出山，着手整编全军，为抗战做准备，可不久后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随即被派往一线，担任129师师长，总参谋长一职也随之结束。 四上四下，哪一次是善始善终？哪一次不是被大时代的浪潮和内部的拧巴给打断？这些反复的折腾让刘伯承看透了一件事：光靠一两个天才指挥官，根本撑不起一支现代军队。 没有一个成熟的、能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系统，再好的战略也只是纸上谈兵，而个人的战功再高，也比不上为军队打造一个坚实的“骨架”。 所以，当听说中央要办陆军大学时，刘伯承的心一下子就热了，他主动请缨，甚至连自己担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实权位置都愿意交出去，一门心思要去南京当个“教书先生”。 到了南京，他从选校址、定课程到编教材、找教员，事事亲力亲为，建校初期师资奇缺，刘伯承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顶着内部质疑，启用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国民党被俘军官来当教员。 有人不理解，他只撂下一句话：打仗是门专业，谁教得好，就用谁，这种超越阵营的实用主义，正是一个真正军事家的眼光。 刘伯承最终没有再穿上元帅的戎装，但他用讲台代替了指挥部，用粉笔代替了指挥棒，他培养出的一代代指挥员，后来成了共和国军队的中流砥柱，在各个关键岗位上撑起了国防的脊梁。 毛主席后来也认为，让刘伯承去办校，是一次知人善任的成功范例。 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在权力巅峰时选择转身，这背后究竟是放弃了什么，又成就了什么？ 他放下的，是唾手可得的显赫军职；成就的，却是一支军队走向现代化、专业化的基石。 所以刘伯承的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远见，是懂得在什么时候选择比“打赢”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一直能打赢”奠定基础。 这或许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智慧，更是一个国家在走向强大时，必须想明白的道理。
【信源】中国青年网（南昌起义的首任参谋长 刘伯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