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是毛主席的秘书，两人共事10年却被调走，临走前毛主席跟高智说：“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有感情，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我要请你帮忙。” 高智是个陕西娃，1952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才24岁，还是个小伙子。他负责的是机要工作，说白了，就是处理最核心、最机密的电报和文件。这活儿，要求人得像个保险柜，不仅嘴巴严，脑子还得清楚，手上功夫也要过硬，字得写得漂亮。 高智都符合。但他毕竟年轻，刚到中南海，面对的是日理万机、学识渊博的毛主席，心里头是又敬又怕。 当时高智的文化水平不算特别高，毛主席就鼓励他读书。读什么呢？《资治通鉴》、《红楼梦》，这些大部头。主席对他说：“《资治通鉴》要看十七遍。”还亲自给他划重点，告诉他怎么读才能读进去。这哪里是上下级，分明就是老师带学生。 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还教高智学游泳。我们都知道毛主席酷爱游泳，他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能有个好身体。高智是个旱鸭子，怕水。毛主席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你学不会游泳，我可不要你了哦。” 话是这么说，但主席是真上心。亲自带着他去游泳池，一点点教他，最后高智还真就学会了。 这十年里，高智就像一块海绵，在毛主席身边不断地吸收着养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件处理员，更是一个近距离观察者和学习者。他看到的毛主席，不是画像上那个严肃的领袖，而是一个爱读书、爱运动、会关心人、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 这种朝夕相处，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关系。高智对主席的感情，是尊敬，是崇拜，也有一份家人般的亲近。 主席对高智，是信任，是考验，也有一份长辈对晚辈的期许。 时间来到196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这年春天，高智请假回了趟陕西老家。这一回去，他受到的冲击太大了。他看到的农村，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乡亲们吃不饱饭，生活很艰难。问题出在哪？高智在村里待了二十多天，跟农民、跟村干部天天聊，搞明白了症结所在。 他发现，大集体统一劳动的模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反而是一些地方悄悄搞的“包产到户”，也就是把地分给各家各种，大家立马就有了干劲，粮食产量也上来了。 高智是个实在人，他觉得眼见为实。回到北京后，他心里翻江倒海，觉得必须把这个真实情况告诉主席。于是，他把自己一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写成了一封长长的信，核心观点就一个：建议在农村推广“包产到户”。 写完这封信，高智自己也捏了把汗。因为他非常清楚，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是什么态度。主席认为这是动摇集体经济的根基，是要走回头路的。自己这么写，无异于“唱反调”。 但他还是把信交了上去。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作为主席身边人的一种责任感。他不能眼看着问题存在，却装作不知道。 毛主席看了信，沉默了很久。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高智。 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找他谈话，准备调他去西安工作。 离别的那天下午，高智去跟主席辞行。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两个人坐着，相对无言。高智心里很难受，十年的感情，一朝分别，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段话。主席说：“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有感情，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我要请你帮忙。” 高智听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以为主席对他失望了，要赶他走。没想到，主席说的却是“请你帮忙”。 主席接着说：“你去下面，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农村的真实情况。以后，你每年都要给我写几封信，就写你看到的、听到的真实情况，写你的心里话，就当我们俩通信。” 主席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点头称是、传递过滤信息的秘书，而是一个敢于讲真话、能反映真实情况的“通信员”。 这个“忙”，分量太重了。它意味着，即便你和我的看法不同，但我依然相信你的人品，相信你的眼睛，相信你的忠诚。 离开中南海后，高智到了陕西省一个地方工作。他没有忘记对主席的承诺。他真的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调查员，一有时间就往农村跑，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他把这些见闻和思考，都写进了给毛主席的信里。从1963年到1964年，他陆陆续续给主席写了五封信。信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用大量事实来佐证“包产到户”的优越性。 这些信，都通过机要渠道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主席有没有看，看了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因为政治风云变幻，他们的通信中断了。但高智，守住了他的承诺。 高智后来也经历了不少风雨，但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对主席不敬的话。晚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十年》，里面记录的，都是那些温暖的、真实的、充满教诲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