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4年，39岁才子高启被朱元璋赐以腰斩，朱元璋亲到现场，刑场上，高启声嘶力竭道：“我一生自比天上仙官，死有何惧！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论断，”临死前，更是手沾鲜血，在地上连写3个“惨”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高启，是一个活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他生在苏州，出身还算殷实，自小聪明得很，读起书来过目不忘，元朝末年，天下乱作一团，兵荒马乱中，读书人的命运也跟着风雨飘摇，那时候的江南，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文人聚集，诗文风气浓厚，高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诗文清新俊逸，词句之间透出一种不染尘世的高洁气息，因此在文人圈子里，名声极响。 年纪轻轻的高启，曾短暂地为张士诚效力，张士诚原本是个贩盐的，后来在苏州称王，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为了笼络人心，他特别喜欢招揽士人，高启被请进府里，担任文书，主要是写文稿、起草文告之类的活，在张士诚的幕府中，高启整整待了七年，看尽了这个草莽出身的“吴王”如何醉心享乐、治政无方，高启心里早就明白，这样的主子干不长久，于是他以母亲年迈为由辞官回乡，躲到了吴淞江边的一个村子里读书教人，暂时远离了权力是非。 时间进入到朱元璋横扫江南的时候，张士诚果然败了，苏州城破，张士诚自缢而亡，而此时的高启，已彻底脱离了旧主阵营，没有留下把柄，朱元璋称帝之后，急需整顿朝纲，修史立典，便广招天下有才之士，高启才名在外，自然被选中进了翰林院，协助编修《元史》，这是一个颇具分量的差事，能参与修史的，非品行学问都过硬者不能胜任。 在金陵的那些年，高启的诗作屡屡传出，尤以《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最为人称道，那首诗开头写得大气磅礴，仿佛一位站在历史洪流前的智者在自白，这首诗让他声名更甚，甚至有人说他有李白的风范，朱元璋对他也颇为欣赏，几次想提拔他做官，甚至赐予他户部高位，但高启却执意不受，提出要回乡教书种田，朱元璋虽表面上答应，还赏赐了金银绸缎，但心中已留下不快，一个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有人不把皇恩当回事。 高启回到苏州后，隐居在青丘，继续教书写诗，本来这样清静日子也算安稳，但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不争不抢就放过他，当时的苏州知府魏观，是高启的好友，在修建新衙门时，魏观请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这本是个风雅之事，但高启在文中用了“龙盘虎踞”这样的词句，被人告发说是在影射旧主张士诚，想借文章之名招魂复国。 这起事件一下子牵动了朱元璋的神经，在他看来，江南文人从骨子里就对他这个出身草莽的皇帝不服气，他们口头归顺，心底却念旧主、写旧诗、怀旧情，高启身为其中翘楚，又拒官归隐，私交魏观，这次的上梁文正好成了把柄，朱元璋先是处决了魏观，然后命人逮捕高启。 高启被秘密送往金陵，在狱中受到严刑审问，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有谋反企图，但朱元璋已经下了决心，对于皇帝来说，怀疑本身就是罪名，更何况，高启平日所写的诗文中，多有隐喻讽刺之语，虽未点名皇帝，但在那个气氛紧张的时代里，这种“含沙射影”无异于挑衅皇权。 1374年春，高启被判处腰斩，那天，金陵城的刑场人头攒动，百姓挤满了街巷，传言说朱元璋要亲自监斩，众人都想一睹这场不同寻常的处决，刑场上，高启高声自陈清白，面色冷静，不曾求饶，刽子手挥刀斩下第一刀时，他仍未断气，据说他挣扎着用血手在地上写下“惨”字，象征着他一生的结局，也象征着文人面对权力的无力反抗。 朱元璋到场时神情冷峻，没有说话，只是注视着眼前这个曾被他赏识的才子被一点点剁成碎块，他没有留下宽容的余地，也不再掩饰内心的疑忌，对于他而言，一个读书人的才情若不能为他所用，那就是潜在的威胁。 高启的死震动了整个江南，文人墨客们纷纷焚毁自己旧日写下的诗文，尤其是那些有可能被解读为“不敬”的词句，昔日热闹的文坛霎时冷清下去，人们开始学会如何闭嘴，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却在私下悄悄流传开来，人们只读那开头的几句，大气磅礴，仿佛还能看见他站在江边眺望未来的身影。 时过境迁，高启的遭遇成了历史中一个沉重的注脚，他没有举兵谋反，也没有组织密谋，仅凭几句诗文和一篇祝文，就被定了“图谋不轨”的罪名，对朱元璋来说，这起案件是一场警告，告诉天下读书人：可以写诗，但别写出自己的心声；可以效忠，但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忠诚。 后世的读书人，在重读他的诗文时，往往感受到其中隐含的锋芒与清醒，他不是那种为权力而屈膝的人，也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理想的书生，他知道现实的险恶，也看透了皇权的冷酷，但依然选择了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