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个穿着破烂的妇女带着女儿到北京饭店，母亲畏缩不前，几乎不敢抬头，小女孩却突然仰起头，说了一句话，瞬间让在场人大吃一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初春的北京，寒意未退，北风还时常刮得人脸生疼，北京饭店的大门口，来来往往都是穿着笔挺制服的干部、军人，还有衣着讲究的客人，可在那个早上，大门角落里却站着一对格外扎眼的母女，女人大约三十多岁，穿着打着补丁的蓝布棉衣，冻得脸颊通红，脚边是一只破旧的布包，她身边的小女孩，年纪不大，身上穿的棉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眼神却显得格外坚定，两人站在那里许久，既不敢进门，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们来自湖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身上只带着一些干粮和几件换洗的衣服，路上风餐露宿，终于在几天前抵达北京，只为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刘玉英心里一直惦念着的老战友彭德怀，她的丈夫黄公略早年牺牲，留下她独自一人抚养女儿黄岁新，十八年来，母女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逃过追捕、躲进山洞，也曾靠挖野菜、讨饭度日，她们从未真正安顿下来过，而这一次来北京，是因为她听说彭德怀回来了，在北京饭店下榻。 站在饭店门口，刘玉英心里其实是犹豫的，她知道彭德怀如今地位尊崇，已经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她是个普通妇人，没读过多少书，也从未见过什么大场面，心里难免打鼓，可眼前的女儿已经十岁，不能再跟着她吃苦，不能再过那种躲躲藏藏、朝不保夕的日子了，她想到了丈夫临终前的嘱托，也想到了那个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她咬紧牙关，决定试一试。 就在她踌躇不前的时候，小女孩忽然自己走上前去，她没有害怕，也没有退缩，就那样站在大门前，仰起头，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门口的警卫员一愣，随即赶忙进去通报，没过多久，一名解放军战士从饭店里快步走了出来，他确认了母女俩的身份后，立刻带她们进了饭店。 饭店里暖气充足，空气中弥漫着煤气炉的热气味，刘玉英进门后不敢抬头，鞋上的尘土踩在厚重的地毯上，她觉得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她从来没进过这样讲究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女儿倒是镇定，一路牵着她的手走在前面，她们被带上了电梯，来到饭店的一间客房门前，门开了，一个身材敦实、穿着旧军装的男人站在房间里，他脸上的神情没有任何意外，仿佛早就盼着她们来。 从那天起，刘玉英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彭德怀没有安排别人处理这件事，而是亲自为她们张罗住所、申请补助，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拿出来，每月固定给她们寄钱，又联系了教育部门，为黄岁新安排了北京的学校，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官大就推脱责任，而是像对待家人一样，把这一对母女接纳进了自己的生活里。 刘玉英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在北京住下，她过去十八年里，带着女儿四处漂泊，住过土屋、山洞，也曾躺在稻草棚下熬过寒夜，现在，她们在北京有了正式的户口，有了稳定的饭吃，有了能遮风挡雨的房子，她不用再担心女儿挨饿，也不用再背着包裹四处逃难，她开始习惯每天清晨去菜市场买菜，晚上给女儿做饭，偶尔还能去小胡同里看看邻居家的老母鸡下没下蛋，这种平静的生活来得太迟，但她心怀感激。 黄岁新也变了，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新学校里很快适应了，她从小听母亲讲起父亲的故事，也常听彭德怀提起当年的战斗经历，她知道，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是因为许多人曾为这个国家牺牲了一切，她学会了珍惜，也学会了努力，她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世而骄傲，也没有因为苦难而自怨自艾，她只是默默地学习、读书，希望有一天能像父亲那样，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 两年后，她考上了平原省农学院，虽然她舍不得离开北京，但最终还是听从安排，去了外地上学，她知道，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考验，在学校里，她刻苦学习农业技术，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农垦局工作，那里条件艰苦，但她没有退缩，她穿着棉衣，在黑土地上种地、测土、推广新技术，一干就是十几年，她从不计较得失，只想着能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她一直记得彭德怀跟她说过的话，国家还穷，大家都要出力，这句话陪着她走过了许多难熬的日子，她后来申请入党，终于在1979年成为一名党员，那一年，她已经三十多岁，早已不是那个在北京饭店门口喊“彭伯伯”的小女孩了，可她心里始终清楚，正是那个冬天的相遇，改变了她的一生。 彭德怀始终没有子女，但他把黄岁新当作自己的半个女儿，他关心她的成长，牵挂她的生活，到晚年还在为她张罗婚事，这种情感不是血缘带来的，而是一种战友情延续下来的责任，他曾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兄弟会替我走完剩下的路，这句话，也是他对黄公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