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可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了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这个孩子足足有10磅重，在那个年代算是巨大儿，医生们商量后决定使用产钳助产，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惜的是，孩子最终没能活下来，过大的体重加上产钳造成的损伤，让这个小生命刚来到世上就离开了。更让人心痛的是，这次难产给邓颖超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伤。
当时在博济医院工作的助产士陈月娥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年代的产钳就像一把大铁钳子，全凭医生的经验和手感。遇到巨大儿，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很难把握力度。
邓颖超产后持续发烧，整整躺了半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医生告诉她，由于产道受损严重，以后很难再怀孕了。
周恩来得到消息时正在上海组织工人罢工，他连夜坐船赶回广州，一路上都在自责没能陪在妻子身边。
多年后，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说，总理夫妇从不在人前提起这件事。只有一次，邓大姐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突然停下脚步看了很久，眼里有说不出的温柔。
失去孩子后，这对革命夫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延安时期，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经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
保育院的保育员王桂兰记得，邓大姐总是自己带着小零食去看孩子。有一次组织上给她配了两斤奶粉补身体，她全部送给了刚断奶的婴儿。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特别关注妇幼保健工作，她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要让每个产妇都能安全分娩，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1952年，她亲自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妇幼保健工作方案。方案要求每个县都要有妇产科医生，每个乡都要培训接生员。
北京协和医院的老院长林巧稚是邓颖超的好朋友，林巧稚曾说，邓大姐对妇产科的很多建议都特别专业，一看就是真正了解产妇痛苦的人。
到了1960年代，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很多偏远地区的产妇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难产造成的悲剧越来越少。
邓颖超晚年时，有记者问她有什么遗憾，她沉默了很久才说，如果当年医疗条件好一些，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其实在1927年的国际医学界，剖宫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美国的妇产科医生们已经能够安全地进行这种手术，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都很高。
但这些先进技术要传到中国，还需要很长时间，直到193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才开始常规开展剖宫产手术。
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真的太不容易了，她们不仅要为革命奔走，还要承受生育带来的巨大风险。
有意思的是，邓颖超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悲情人物，她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有千千万万个孩子。
这种乐观和坚强，大概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质吧，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位革命前辈的故事，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下孩子，为了不拖累部队，忍痛把孩子送给了当地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