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病逝，可在她遗体火化过程中却突发“怪事”，原来工作人员在贺子珍的骨灰中发现了几个烧不尽的黑色异物。 1984年4月25日，上海龙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处理一位女性的骨灰时，意外发现了17块黑色的金属碎片，这些碎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些已经锈蚀，有些依然闪着冰冷的光泽，它们在高温焚烧中毫发无损，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久远的故事，这些碎片来自贺子珍，一个曾走过枪林弹雨的女性，一个将自己的一生深深刻进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人物。 时间回到1935年春天，红军在长征途中来到贵州盘县，贺子珍当时是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负责照顾因伤病暂时离队的战士，那天中午，敌军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投下炸弹，展开猛烈袭击，贺子珍正在组织伤员转移，发现有一名叫钟赤兵的伤员因腿部受伤，无法及时隐蔽，她立刻冲出掩体，试图将他拖入安全区域，就在两人即将躲入壕沟时，爆炸发生了，气浪将他们掀翻，弹片瞬间击中了贺子珍的身体。 这次袭击让她全身多处中弹，共有17块弹片嵌入她的头部、胸部、四肢等部位，由于当时条件极其有限，军医只能取出一些表层的弹片，深层的金属碎片因靠近重要器官和骨骼，根本无法处理，她没有叫喊，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只是默默承受着伤口的剧痛，从那一刻起，这些弹片便永久地留在了她的身体里，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伤痕。 在此之前，贺子珍已经是红军中极为出色的一员，她出生于1909年江西永新县一个普通家庭，家境虽非富裕，却重视教育，由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她早早投身革命，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永新县妇女部的负责人，1927年永新暴动中，她组织赤卫队，带领妇女武装攻打县城，勇敢作战，因此得到了“双枪女将”的称号，那一年，她才18岁。 1928年春，她被介绍到井冈山，担任红军机要秘书，在那里，她遇见了毛泽东，并与他结为夫妻，婚后，尽管身份特殊，她依然随军奔波，她不仅精通医药知识，还负责文书、安保等多项工作，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她从未要求特殊照顾，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自己穿着草鞋行军，她怀孕四个月时仍然坚守岗位，直到那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空袭发生。 1937年，贺子珍被送往苏联治疗，虽然医疗条件比国内先进，但由于弹片深入骨骼，医生依然无法将其全部取出，她在莫斯科度过了一段沉静却不平静的时光，她在那里生下了一个男婴，可孩子不到一岁便因病夭折，这成为她内心的又一重创，1943年，由于在国际儿童院与人发生争执，她被误送进精神病院，整整被关了三年，1947年，王稼祥夫妇将她接回中国。 回国后的贺子珍在东北、杭州等地从事妇联工作，由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0年，她被评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她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补贴，她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住在简朴的住所里，坚持自己洗衣做饭，省下的布票粮票捐给灾区，1961年起，她在上海养病，生活极为节俭，留下的遗物只有一台彩电和一个录音机。 她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她始终牵挂着她的孩子们，她与毛泽东育有六个子女，在战争年代，大多数孩子因战乱或健康问题夭折或失散，长女毛金花出生后被寄养在福建的民居中，后来失联多年，直到1973年，经过多方努力，毛金花的身世才得以确认，贺子珍去世前，特意留下3000元现金，指定要交给这位多年未能相认的女儿，这是她作为母亲最后的心意。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重去世，享年75岁，当时她已失语多日，未能留下任何遗言，她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将她的骨灰护送回北京，对于她骨灰的安置，中央高度重视，经邓小平亲自批示，决定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中，这里是象征最高荣誉的安放区，仅有极少数在中国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能够进入。 工作人员在火化后发现的17块弹片，经过专家鉴定，确认正是长征时遗留在她体内的金属残片，它们穿越了半个世纪，最终在高温中仍然保持了原貌，这些弹片被保留下来，后由军事或革命纪念机构收藏，成为一段历史的实物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