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1950年的冬天，北京的风凛冽干冷，在东城区利溥营胡同，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正收拾行李，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拄着拐杖，站在破旧的门口，身后是一排排装满字画和旧书的木箱，还有几个正忙着搬东西的青年人，他们要离开这处住了几代人的王府，搬进一所更小、更朴素的小院，这一场搬家，不只是住所的更换，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落幕。 这个老人，正是清朝末代摄政王载沣，他曾位高权重，统领朝政，是最后一位真正掌握实权的清室宗亲，他的身份显赫，父亲是道光帝的儿子醇亲王奕譞，二哥是光绪皇帝，儿子则是末代皇帝溥仪，可以说，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参与到那个帝国最核心的运转之中。 年仅七岁，他就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清廷“铁帽子王”之一，少年时的他并不沉迷权势，反而酷爱读书，特别喜欢研究天文和历史，他常常一个人躲在书房里，一边翻看古籍，一边琢磨星象，他的世界，与宫廷权谋相比，显得格外宁静，然而命运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选择。 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为了平息西方列强的怒火，决定派人出使德国谢罪，年仅十八岁的载沣被选中，代表大清前往柏林，他身穿朝服，头戴礼冠，带着国书出使，面对强势的德国皇帝，他没有失态，而是据理力争，不卑不亢，这一次出使，不但挽回了国家的颜面，也让慈禧太后对他刮目相看。 回国后，他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1908年，慈禧与光绪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被推上皇位，作为皇帝之父，载沣理所当然地成为摄政王，掌控朝政，他并非只是挂名的摆设，而是实打实地操持国事，在他短暂的摄政生涯中，他尝试推行立宪改革，设立咨政院，颁布宪法纲要，裁撤袁世凯，整顿军队，甚至派遣亲弟载洵出国考察海军制度，他在做一场孤注一掷的努力，想要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帝国拉回来。 朝中亲贵各怀鬼胎，太后干涉政务，袁世凯暗地活动，改革举步维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摇摇欲坠，他清楚地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主动辞去摄政王职务，年仅28岁便彻底退出政坛，这一年，他的人生转了一个弯，从帝国的权力中心，悄然滑向市井的边缘。 之后的载沣，过上了远离政治的生活，他回到醇亲王府，继续研究天文，教育子女，他用望远镜观测星空，记录彗星轨迹，讲授天体运行的规律，他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一点也不轻松，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所有皇室成员的俸禄被取消，王公贵族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载沣不得不典当字画、古董，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甚至卖掉自己心爱的三球仪，这件曾经象征着他对科学热爱的仪器，终究被现实打败。 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日本人希望载沣出山，以增加政权的“正统性”，他们许以高官厚禄，每月一万大洋，但载沣没有动心，他亲自前往长春，看望溥仪，当他看到儿子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坚决表示不会留下，他甚至绝食抗议，最终得以返回北平，他拒绝了金钱与权力，保住了一个没落王族的最后一点尊严。 抗战之后，生活更加拮据，天津的一场大水冲毁了他收藏的大量文物和字画，他只是一声叹息，默默收拾残局，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结构彻底改变，载沣没有排斥这个全新的世界，反而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他主动拆除了王府中所有旧制，从此不称王爷、不着华服，身边人都改称“同志”，他穿着粗布衣，吃着玉米面糊，过着与普通市民无异的生活，他理解时代的巨变，也明白皇族的身份早已不再代表特权，他没有抱怨，更没有幻想复辟。 1950年，醇亲王府已经年久失修，屋顶漏雨，墙体剥落，几乎无法居住，子女众多，生活开支巨大，变卖家产已无法支撑，这时，国立高级工业学校提出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购买醇亲王府，用于学校扩建，这是一笔看似荒唐的交易——一座承载三百年皇家荣耀的王府，竟然换来的是粮食，但载沣没有犹豫，他知道，这座房子早已不再是安稳的家，更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一座沉重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