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顶级的军事天才只有一人，他打的仗，即使别人复盘也打不出来，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打了无数场战役，开国元帅十人，开国上将，中将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我军最为顶级的军事天才，只有一人，他指挥的仗，就是让别人来当事后诸葛亮，对照着来做复盘，基本上也没有几个人可以打出来，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毛主席。 1935年初，红军长征途中的局势已经异常艰险，湘江一战损失惨重，原本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人左右，敌军集结重兵，前后超过四十万兵力，从多个方向构筑围追堵截之势，企图将红军彻底围歼，红军处境极为不利，补给紧张，士气低落，形势几近绝境。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他没有按照原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继续推进，而是审时度势，根据敌军部署的空隙以及地形条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贵州土城方向首次渡过赤水河，向敌军不设防的地带转移。 这一举动虽然没有与敌军发生直接交战，但打乱了国民党原本紧密的封锁部署，敌军误判红军行动方向，调动兵力前往四川防线，而红军却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 第一次渡赤水之后，毛主席观察敌情变化，抓住敌人调兵方向紊乱的时机，命令部队迅速东进，第二次渡赤水。 这一次的行动出现在敌人尚未完成重新布防之前，红军兵锋直指桐梓、娄山关一带，主动发起战斗，赢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这是长征以来红军首次取得大规模的战斗成果，击溃了国民党军的一个整编师，缴获了大量物资，极大提振了红军士气，也证明了主动调动与局部突击的效果。 遵义战役之后，毛主席深知敌人即将大规模调集兵力前来合围，红军在短暂休整之后再次调整方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这一次的调动带有强烈的迷惑性，造成了敌军以为红军意图向云南方向转移，而此时红军并未按常理推进，而是再次北上，发动了第四次渡赤水。 连续的穿插与转向，使敌军反应迟缓、防线混乱，红军趁机脱离包围圈，快速推进至金沙江南岸。 七天时间内，红军突破数道防线，抢渡金沙江，这一渡江行动十分关键，彻底甩开了国民党军的追兵。 金沙江地势险峻、水流湍急，在缺乏大型船只的情况下，三十多位当地船工连夜操作小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协助红军过江，正是这些群众的帮助，使得红军主力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完成转移。 这一阶段的胜利，不是靠兵力优势赢得的，而是通过判断敌我态势、灵活调动部队、巧妙利用地形完成的。 毛主席的指挥并非盲目求胜，他始终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放在首位，在四渡赤水的整个过程中，红军与敌军并未发生大规模正面会战，而是通过频繁的迂回、机动作战，将敌军牵制在错误的方向上，使其兵力无法形成有效合围。 敌人试图通过设定固定线路封堵红军，毛主席却通过不断改变路线，使红军始终掌握主动权，这种用兵方式不是简单的战术设计，而是对战争整体结构的重新布局。 毛主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将领，他没有接受过西式军事教育，也不是从正规军校走出来的军官，他指挥作战靠的是深入思考和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他熟读历史，善于分析局势变化，更关键的是能够将抽象的战略思想具体化为每一次渡河、每一次转向、每一次调动，在危局之中，他不是寻找怎样打赢一场仗，而是在寻找怎样为红军开辟一条延续生存的道路。 事后国内外多所军事学院和研究机构对这场战役进行复盘分析，使用现代军事模拟技术评估红军胜出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胜率极低。 即使将指挥流程全部展现在现代学员面前，也难以保证在当时那样的资源、兵力和心理压力下做出同样的判断。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毛主席的作战思维不是建立在战术模版之上，而是对敌我心理、战略趋势、地形条件与群众力量的综合把握。 毛主席打的不是一场局部胜仗，而是一场关乎革命命运的战略转折，从此以后，红军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毛主席所展现出来的指挥艺术，不可复制，不可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