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他准备去北京当官，半路才想起自己是汉奸，连夜南逃 【1949年10月上旬，温州】“张先生，北平空气新鲜，去了保准大展拳脚！”茶肆里伙计递上行囊时笑嘻嘻地劝道。这句不经意的寒暄，让胡兰成指尖一颤，茶盏险些掉在地上。 此刻的他，化名“张嘉仪”，胸口揣着梁漱溟亲笔写下的介绍信，距离开国大典不过数日。对外，他自称“丰润张氏”，被人奉为遗世独立的书生；对内，他明白自己在通缉令上排得不算靠后——汪伪政权的《政务次长》《中华日报》主笔，这些头衔早已在胜利的鞭炮声里成了活靶子。 时间往前推两年。1947年冬，梁漱溟下榻桂林讲学，收到一封署名“张嘉仪”的长信。信里既谈儒释之辨，也论“乡村建设”得失，洋洋数千字，言辞谦逊又锋利。梁漱溟惯看世人捧场话，却被字里行间的机锋打动，立即回信。两个月后，两人在桂林静园碰面，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外人不解：梁先生素来严谨，怎会对一个籍贯不详的青年另眼相看？其实胡兰成深谙“先捧人，再论学”，把梁氏思想研究得烂熟，见面时随口拈来“仁恕”“中道”二词，已足够赢得信任。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流亡闽浙，靠一支笔和满肚子典故骗吃骗住。汪伪倒台，他被列为乙级战犯，上海、南京、杭州都贴着“缉拿”布告。可他自恃“纸上谈兵”不沾血，觉得与陈公博、周佛海那种“真办事”的人还隔着一层。对外，他粉饰自己是被“形势所逼”的旁观者；对内，却忘不了当年在七十六号的“开口跷脚”功夫——三言两语促成刺杀，自己甚至还为幕后的戏码写过序。 1949年夏天，国共内战已无悬念，胡兰成嗅到风向，暗想若能攀上新政权里的名流，说不定能洗白。梁漱溟恰在此时受新政协之邀赴京，准备筹办“文化合作委员会”。老先生知道他“学问好，文章快”，爽快地发来电报：“北平新局，亟需能笔之士，共襄大业。”对任何普通文人而言，这是一张由黑白电影跨入彩色新时代的船票。胡兰成心动了。 临行前，他在温州租下一间阁楼，备妥新装，刻意让邻居看到他的礼帽与皮箱——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标配，也是声誉的道具。更夸张的是，他托人把自己在小报上发表的旧诗选集剪贴成册，封面印着“张嘉仪文钞”，只为随身携带，好在北京的文人圈里抬头挺胸。 然而踏上去上海的长途车那天，事情微妙地变了味。报亭里挂着一张新印的《人民画报》，第一页大幅照片是天安门城楼、群众山呼万岁，旁边一栏通缉名单，虽不再像战后刚解放时那么显眼，却依旧醒目。胡兰成用余光瞥见上面几个熟悉的名字：丁默邨、陈璧君……他心里咯噔一下：假如自己真到了北京，档案一翻，哪怕梁漱溟保举，审查组问一句“七十六号你可去过？”怎生作答？ 车到上海外滩，夜风裹挟着江腥味，他在石库门民居里辗转难眠。半夜，他忽然想起1943年在南京中日“恳谈会”上说过的那句“日本必败，汪先生政权亦难存”。那会儿他自诩清醒，如今看，却是把柄——若审问官追问“为何知日必败仍助逆？”，他根本无法辩解。 第二天凌晨，华山路小旅馆的灯泡还在闪，小二迷糊中听见门口窸窣：胡兰成把那封梁漱溟的介绍信撕成碎片冲进马桶，然后写下一张字条：“愧对梁先生，嘉仪脱身无望，自去他乡。”他没留下真实姓名，因为真实姓名在上海码头的办证窗口会触发警铃。 接下来的行踪，连当时的警备司令部也仅能靠零散线索拼凑：10月12日，他通过安徽旧识弄到一张假护照；14日夜，乘小渔船从舟山外海摸黑离岸；随后在台北停留数日，再由“靖国丸”前往下关，最终在大阪落脚。整条线路和普通偷渡客没什么两样——只是偷渡客为口饭，而他为条命。 到日本后，他自称“张克夫”，住在大阪西成区一间破旧木屋，靠写小说、替华侨报纸改稿混日子。有人问起他的过去，他就用一句“旧时代的尘埃，不提也罢”搪塞。不得不说，他的文笔依旧俏丽，小说里充斥着“逝水年华”“云影江声”，读者根本察觉不到作者曾替侵略者呐喊。有人慨叹：“世上竟有人一支笔，能写出秋水长天，也能写出刀光剑影。” 另一方面，梁漱溟等了许久，终未见“张嘉仪”北上，以为路途耽搁，先后两次托人打听，都无果。直到1951年在香港偶遇一位温州商人，才听此人轻描淡写一句：“张嘉仪？听说本名胡兰成，早逃去日本啦。”梁漱溟默然无语，据传回京后只对学生低声说了一句：“知人难啊。” 胡兰成到底明不明白自己是汉奸？从他半路自省就知，他不是不清楚，而是一直抱着侥幸——倘若侥幸能过关，他愿意做“新政权的笔杆”；侥幸过不了，他便脚底抹油。旅日余生，他继续以文章示人，偶尔谈及汪伪，只用“旧事”“误会”二字轻轻带过，从不碰“汉奸”这个词。 1981年7月25日，东京医院里，他闭上眼睛。日本同行为他写讣告，用的是“知名中国文学家”，淡淡两行字，没有七十六号，没有《政务次长》，更没有梁漱溟那封半夜被撕碎的介绍信。就这样，一段本可以在北京展开的新篇章，最终化作岛国夏夜的潮声，被海风吹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