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得知李宗仁回国，老友白崇禧气愤无比：我今后没脸见人了 “1965年7月，台北，下午三点——’德邻投共？我今后没脸见人了！’白崇禧重重放下咖啡杯，声音大的连隔壁桌都听见。”一句脱口而出的怒吼，把满室闷热的空气劈出一道罅隙。侍者愣在原地，没人敢接话，白崇禧却兀自喘着粗气，手背上青筋暴起。 从广西一路并肩到南京、再到内战尾声，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默契曾被军中戏称为“桂系双子星”。可这一刻，昔日的双子成了落单的老人：一个刚刚被北京欢迎，另一个却在台北失声。情势逆转的速度，快得像一阵海峡风。 消息是江西老部下偷偷打的越洋电话，“李主任已经落地首都机场，周总理亲自到场。”白崇禧听完沉默了数秒，然后砸碎了桌上的玻璃烟灰缸。尘埃落定，他只留下那句“没脸见人”——这不是夸张，而是内心撕扯的写照。 要明白这份撕扯，得把时针拨回1949年春。南京易主已成定局，蒋介石宣布“引退”，代总统的位置落在李宗仁肩头。外界只看见桂系得势，却不知总统府后院灯火通宵，那是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长谈：战还是和？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人刘仲容当时藏在上海法租界，每天在两端往返递话。“共产党保证以贵宾礼遇，北平的门随时开。”这是刘仲容原话。李宗仁听得心动，白崇禧却摇头：“蒋公与我二十年交情，岂可中途背义？”两人第一次出现裂缝。 五月江防崩溃，桂系主力被压往江西、湖南，电台里全是各路撤退方位。白崇禧仍想组织“湘桂防线”，李宗仁则更在意自身去留——医生报告说他牙槽脓肿，正好给了一个“赴美治疗”的借口。可惜彼时没人意识到，这趟就医航班会把他带出整整十六年。 李宗仁到纽约后先住在皇后区一处小木屋，靠侨社募款、偶尔写稿维生。对于一个当过代总统的人而言，这日子谈不上体面，但好歹自由。他常感叹：“蒋委员长也许恨我，可他离不开我。”美国记者听完当笑话，却不知他说中了半截。 反观白崇禧，1949年12月底带着一家老小抵台湾。罗奇当初许诺的“行政院长”根本没有影子，实际等他的是礼兵、照相机以及无孔不入的眼线。蒋介石给他起暗号“老妹子”，命令军统昼夜踩点盯梢。白崇禧没兵、没钱、没话语权，甚至出门打猎都得报备路线。 他不笨，知道自己被“挂”在那儿，是为了牵制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于是他配合得近乎讨好：咖啡馆买单、故意放慢脚步等后头跟车。有朋友劝他索性划船离台，他苦笑：“我一生行军打仗，还真不会划船。” 1962年，夫人马佩璋病逝，白崇禧心里那点支撑突然抽空。朋友到家里探望，发现满屋子都是旧相片——北伐时拍的、抗战时拍的、重庆谈判时拍的——他一张张擦，嘴里念：“都是过去了。” 就在这段空档，北京的电报悄然通过香港递给纽约。电报不长：祖国永远欢迎漂泊的游子。发电人署名程思远——老秘书，也是李宗仁最信的亲兵。1965年春天，李宗仁终于动身。美国移民局、台湾特务、法国情报机关都盯着他的机票，但没人挡得住他那句“我要回家”。 香港转机时，周恩来派人送来两盒广西白切粉与一壶桂花酿。李宗仁笑说：“这是给我找味觉记忆。”同机的郭德洁鼻头一酸，拍拍丈夫手背，“回去就好。”飞机冲破云层飞向北京，李宗仁闭眼，像在默念：迟到的归队也算归队。 如果说北京机场是鲜花与闪光灯的海洋，台北士林官邸当晚则是摔杯子的脏乱。特务头子谷正文被召去开夜会，蒋介石眼圈通红：“给我盯紧白崇禧，他若胆敢出声为李宗仁开脱，一并解决！”从那会儿起，“解决”成了谷正文的行动密码。 四个月后，白崇禧驾车赴苗栗狩猎，途经一座木桥，螺栓松动险些坠谷，幸亏副官扑上去把他推出车外，自己被摔成重伤。事后有人暗示这是谷正文的手笔，白崇禧没吭声，只是回到寓所后把那把老猎枪挂上墙，再也没碰过。 活在惶惶不安里，他又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封公开信，落款竟是李宗仁。信中只一句：“健生兄，盼相见。”白崇禧读完反复折叠，最后扔进火盆，火光映得他满脸蜡黄。侍从说那夜将军几次踱到窗前，自言自语：“相见？我拿什么相见？” 1966年盛夏，台北流行一句谣言：“老妹子要回南宁了。”没人知道谣言源头，蒋介石却凶狠地拍案：“狗在叫！”随后，白崇禧卧室发生那场谜一样的死亡。官方通报写“心脏衰竭”，可熟悉内情者都知道副官发现遗体时的惨状远非衰竭三字可概括。 葬礼上，蒋介石披麻戴孝，三鞠躬，面色肃穆。新闻照片刊出后，岛内舆论倒抽冷气：谁能想到昔日国民革命军最敢打仗的人，会在暗夜里悄悄谢幕？台湾警总悄悄销毁了部分调查记录，档案袋上只留一句“已处理”。 再说李宗仁，回国后获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偶尔骑白马游颐和园，引得小学生围观。他向年轻人提到白崇禧，只用两个字：“可惜。”有人追问原因，他挥手：“不谈了，往事如烟，我欠他的对不起国家都已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