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11月，在北京车站，一名身着军装的高级将领刚踏下火车，几名警卫便围了上来，一句“你被捕了！”干脆利落。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此行明明是受邀来京参加部队整编会议，怎么转眼就成了阶下囚？ 这位将军名叫“刘万春”，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他只说了一句：“人得跟着历史走，不能跟历史拧着干，”这句话，几乎是他一生挣扎的缩影。 刘万春是河北人，保定军校九期毕业，算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人，他脑子活，会打仗，深得蒋介石赏识。 1927年，蒋介石视察部队时，所有军官都跑去迎接，只有刘万春还在埋头指挥训练，蒋介石问他为什么不来，他一句“正在指挥作战”，这非但没惹怒蒋介石，反而换来一句“像周亚夫，能治军”的高度评价。 从此之后，他平步青云，从师长、军长一路干到兵团副司令，始终是蒋介石眼里的忠诚干将。 然而，到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势已定，这对忠于“党国”的刘万春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 他的顶头上司“董其武”已经看清大势，准备起义，而刘万春却还在观望，“傅作义”当时一针见血，说他这是“坐墙头观风”。 但他的表现也确实如此，一方面，他接待了傅作义派来谈和平的秘书，嘴上答应，却又要求“部队情绪不稳”，拖着不办。 而另一方面，面对中共的谈判代表，他又摆出谱来，提出“不许带武器、不准上街”的苛刻条件。 私下里，国民党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飞抵归绥与他密谈，许诺他副司令的头衔，刘万春当场表态，自己会潜伏下来当“内应”，等蒋介石反攻。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部起义通电全国，刘万春也在名单上签了字，排名第三，不过，签字时的沉默，以及事后对部队核心机密的保留，都说明他心里还打了另一副算盘。 转眼到了1950年，刘万春的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6军，他本人继续当军长，表面上，他开会、整训、交武器，样样配合，适应得很快。 谁知，纸终究包不住火，改编不到一年，第36军就状况频出，士兵外逃、反动传单，种种迹象都指向军长刘万春并未真正转变立场。 他的小动作，远比大家想的要多，他悄悄派人潜往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搭上了线，不仅输送情报，还计划接收经费和物资。 到了1950年7月，他更是派心腹营长李玉浩经香港转去台湾，带回了蒋介石亲批的“回任将军”委任状，承诺只要他能策动旧部哗变，事成之后高官厚禄不在话下。 台湾方面还给了他密码和无线电频率，一条秘密联系的渠道就此建成。 然而，他以为是天衣无缝的“地下通道”，其实早就被盯上了，要命的是，绥远情报站成功策反了一名原军统骨干，刘万春的“秘密任务”，连同电报和委任状的线索，全都被摆在了桌面上。 这时，高层决定收网，一张“赴京参加部队整编会议”的通知发到了刘万春手上，他丝毫没有怀疑，行程安排得滴水不漏，于是，便有了开头北京车站月台那一幕。 被捕后，人证物证俱全，连那张委任状都摆了出来，他想赖也赖不掉，一开始还嘴硬，但在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派人联络、接收指令的事实，只辩称自己没想搞武装暴动，不过只是在“等待时机”。 与他一同被捕的张朴、鄂友三等人，因罪行严重被处决，而傅作义和董其武都为刘万春写信求情，念在他毕竟参与了和平起义。 最终，毛主席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就这样，刘万春被判处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命。 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秦城监狱待了整整17年，直到1975年特赦，他才重获自由，被安置在北京，当了一名政协委员。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条路？ 说到底，两者都有，刘万春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标准军人，他的世界观、荣辱观都和那个“党国”深度绑定，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更是刻在他心里。 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党国”尽忠，却没看清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想跟历史拧着劲，结果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他那句“人得跟着历史走”，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一位投机失败者，在人生尽头对自己一生选择的沉重叹息。 【信源】刘万春《回忆北伐,抗战与"绥远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