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组织什么时候要钱必须给，要多少就给多少！”看似艰巨的任务，最终的结果让人震惊不已。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共产党加紧经济封锁，党组织的经费陷入极度困难，这个时候，党组织找到肖林，交给他1000美元，让他下海经商。 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时候要钱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要给多少，没有人想到，这笔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会在之后八年的时间里，变成一张震惊所有人的资产清单。 肖林是地下党员，出身于商人家庭，抗战前在民生公司做事，接到这个任务后，他没有犹豫，带着妻子王敏卿，从重庆回到江津，挑起了最普通的买卖。 他们租下了江边的一间吊脚楼，挂上“恒源商行”的牌子，开始倒腾土纱、蔗糖和粮食，他们用扁担挑着货物，穿行在码头、山路和集市之间。 那时有一次暴雨，山路塌方，他背着几百斤的棉纱，踩着泥泞的山道走了三十多里，结果到货时，棉纱已经被雨水泡霉。 谁知对方买主发现，这些发霉的棉纱正好适合制作军用帆布，这桩本以为赔了的生意，反倒成为他打开军需市场的一条路。 生意起步后，肖林开始利用薄利多销的办法，积累信誉，他在江津、宜昌等地开了分号，粮油、棉纱、药材，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每一笔利润，哪怕再小，他都会如数上交。 党组织需要钱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凑齐，有时候手头不够，他就自己四处借、典当，也从未拖延。 每一笔交出去的钱，他都亲自记账，不差分毫，他以商人的身份，在复杂的战时市场里，穿梭于国民党的封锁线和军火市场之间。 到1943年，他把生意扩展到了重庆，设立了大生公司分部，专营五金、木材和药品等战时紧俏物资，他从上海运进的盘尼西林被扣押，靠着和中兴公司的关系，用三船桐油换了回来。 这件事让他认识到，与国民党军方背景的商号合作，既能做生意，还能获取情报，之后，他频繁地与军方背景的公司交易，生意也越做越大。 1946年，肖林将重心转向上海，成立了华益公司，他租下外滩的办公楼，开办进出口贸易，表面上是正当买卖，实际是地下经济的秘密通道。 解放区需要的黄金、美钞和紧缺物资，经过上海的地下网络流转，化整为零地送入根据地，他用夹层的油桶藏黄金，用假账本应付查账。 运输的物资有时要换包装，有时要假冒成军火物资，最危险的一次是将两吨医用酒精伪装成重油，混在二十车皮煤炭里，押运到前线，途中遇到国民党宪兵查货，靠着伙计临机应变，当场开桶检查了真正的重油，才瞒天过海。 华益公司的账簿分为两套，一套记录真实的收支，交给组织备查；一套是给国民党检查的，账目严密，连行家都挑不出毛病，肖林对所有的账都亲自审核，货物的去向、资金的流转，环环相扣。 他从未把任何利润据为己有，所有的收入，扣除成本后都交给了组织，运送物资、转运资金、交换情报，每一项都风险重重，他和妻子在八年里多次面对突发情况。 一次，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出现变节迹象，差点导致身份暴露，幸好组织及时发现，避免了危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华益公司也完成了它的使命，肖林在上海向组织提交了全部账目和资产，黄金12万两，美金1000万，这些钱和物资的价值，足以撑起半个上海市的财政收入。 他和妻子没有留下一分钱，只从保险柜里取出三枚银元，这三枚是他们1942年第一次赚钱后，拿去赈济灾民前留下的纪念，他把这三枚银元一直带在身边，解放后将它们交给重庆红岩博物馆保存。 这些年里，华益公司和恒源字号留下的账簿、资金记录，都成了后人研究地下经济的重要资料，肖林用八年的时间，将1000美元变成了敌后抗战的一条经济生命线。 这个过程里，他没有用空话、没有喊口号，只是踏踏实实地做生意、做账、做人，做到一分钱一分货，做到党组织要钱，他总能交出来，这不是传奇，更不是神话，而是战时地下经济真实而隐秘的一部分。 如今，那三枚银元被收藏在防潮的木盒里，像是沉睡的历史证人，这个普通的商人，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在历史的账簿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