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室，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说：“提提神！”余淑衡喝了两口，忽然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1938年冬天的重庆，军统局本部，戴笠把一份英文密电递给新来的女秘书余淑衡，这个普通的工作场景，后来成了无数传言的源头。
余淑衡刚从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毕业，英文水平在当时算顶尖。军统正缺翻译人才，她很快被调到戴笠身边工作。
根据军统老人沈醉的回忆录，戴笠对余淑衡确实另眼相看。他给自己取了个“余龙”的化名，还专门派人把余家父母从湖南接到重庆，安排在较好的住处。
这些细节在军统内部不是秘密，当时的电报员唐生明后来回忆，戴笠发给余淑衡的私人电报特别多，内容大多是生活琐事。
1940年底形势突变。国民党内部开始整风，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会议上点名批评某些人生活作风问题。戴笠当即决定把余淑衡调离身边。
先是安排她去缅甸仰光的军统站工作，三个月后又让她转道香港准备赴美留学。这个安排很仓促，连余淑衡自己都觉得突然。
1941年6月的香港机场发生了一件事，戴笠专程飞来送行，刚下飞机就被港英警察扣留。理由是他携带的美金超过了限额。
这事其实有背景，当时港英当局对国民政府官员态度恶劣，经常找茬刁难。戴笠被关了12个小时才放出来，差点误了送别。
余淑衡到美国后，两人保持着频繁通信，这些电报后来在台湾解密，内容出人意料地平常。
比如1941年8月的一份电报，戴笠解释说这次没能寄东西过去，是因为飞机货舱满了。另一份是询问宋子文弟弟结婚该送多少礼金合适。
最琐碎的一份是关于余淑衡的生活费，戴笠详细计算了学费、房租和日常开销，还叮嘱她别太节省，该花的钱要花。
这些电报都有个特点，必须标注“亲译”二字，意思是只能由收件人亲自翻译。在军统系统里，这种待遇确实少见。
戴笠还安排了他的美国朋友萧勃就近照顾余淑衡，萧勃是个富商，在纽约有不少产业。他定期向戴笠汇报余淑衡的近况。
1945年10月15日，戴笠发出了给余淑衡的最后一封电报，内容是询问她的毕业论文进展。五个月后，他在南京岱山空难中身亡。
余淑衡得知消息后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留下，她继续在美国完成学业，1947年获得卫斯理学院政治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她嫁给了学者陈鹤梅，在大学教书，再没有提起过军统的事。直到1980年代，一些解密档案公开，这段往事才重新被人提起。
关于两人关系，流传最广的是“咖啡下药”的说法，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美国学者魏斐德的《间谍王》一书中，说戴笠在咖啡里下药迷倒了余淑衡。
但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时间对不上，书中说是1939年，但余淑衡1938年就已经在军统工作了。其次军统内部从没人提过这事。
连沈醉在回忆录里都把“余淑衡”写成了“余素衡”，可见他对这位余秘书了解有限。如果真有下药这种大事，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倒是余淑衡的同学江一萍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她说余淑衡确实长得漂亮，在学校就很受欢迎，毕业后进军统是正常的工作分配。
那些解密的电报最有说服力，如果真是强迫的关系，戴笠不会在电报里讨论送礼金这种小事，更不会征求余淑衡的意见。
从电报的语气看，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对年轻女子的关怀，有些小心翼翼，甚至有点啰嗦。比如反复叮嘱要多穿衣服，纽约冬天很冷之类。
戴笠死后，余淑衡的人生轨迹很清晰，她没有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留在美国不归，而是回国工作结婚，过着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
这段历史到底该怎么看？放在那个年代的背景下，一个手握大权的情报头子和年轻女下属的关系，确实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
但至少从现有的史料看，这更像是一段不对等的感情，而不是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说。余淑衡后来的沉默，或许是对这段往事最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