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1937年的甘肃临泽，天寒地冻，地主王学文刚躺下，院门外一阵轻微的响动就让他竖起了耳朵，那年头兵荒马乱，窝藏红军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马家军的刀快得很。 可当他壮着胆子从门缝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冻得嘴唇发紫、额头还挂着血的年轻女兵蜷在门口时，还是心软了。 他没多想，低声喊来媳妇，两人合力把那女兵抬进了屋，安置在空着的土炕上，谁知，女兵刚缓过一口气，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着去解自己的棉袄。 这个举动把王学文和屋里的男丁们都看蒙了，连忙摆手让她打住，转身把王夫人喊了过来，结果，所有人都没想到，她厚重的棉袄里，竟然还裹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这女兵叫吴仲廉，是红西路军妇女团的干部。部队在祁连山被打散后，她和丈夫曾日三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四处躲藏，就在几天前，为了引开追兵，丈夫抱着块石头跳进了冰河，再也没上来。 此刻的吴仲廉，怀里揣着仅有的两块银元和一封血书，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此子生于庚午年腊月，若遇善人收养，来日当报大恩！”说白了，她这是在用自己最后的力气，为孩子，也为革命，寻找一条活路。 王学文夫妇听完她的遭遇，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被这份大义给镇住了，王学文抽着旱烟，叹了口气说：“你们是英雄，我们老百姓没啥大本事，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你们没后顾之忧。” 巧的是，王家媳妇也刚生了孩子，喂养这个小家伙不成问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临走时，吴仲廉一步三回头，最终还是咬着牙，转身消失在了风雪里，重新回到了那片生死未卜的战场。 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是凶险无比的，吴仲廉刚走没多久，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王学文一家虽在乡下，却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都清楚，这怕是凶多吉少了。 为了让吴仲廉能再见孩子一面，王家冒了天大的风险，几经周折，终于把已经取名为王继曾的孩子，带到了监狱里。 牢房里，吴仲廉抱着儿子，以为这是永别，她含着泪对王学文留下“遗言”：如果自己出不去了，就请他们永远别告诉孩子亲生父母是谁，免得他将来痛苦，王学文含泪点头应下。 幸运的是，吴仲廉最终被同志们救了出来，继续投身革命，而王学文夫妇，则信守承诺，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里，把王继曾当亲生儿子一样，扎扎实实地养了十年。 时间一晃到了1947年，天快亮了。 已是山东妇联主任的吴仲廉，在组织的帮助下，开始寻找自己的儿子，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村里来了个货郎，在王家院墙上画了朵芍药花，三天后，十几个解放军敲开了王家大门，当吴仲廉看到十年未见的儿子时，一把将他搂进怀里，眼泪再也止不住。 王学文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头的火星映着他通红的眼眶，他声音沙哑地说：“娃大了，该知道亲娘是谁了。” 亲情这东西，究竟是血缘说了算，还是日夜的陪伴更重？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亲娘”，十岁的王继曾死死抱着养母的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场重逢，变成了一场持续七天的拉锯战，最后，王继曾终于将亲娘送出了村，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孩子突然从驴背上滚了下来，转过身，朝着养父母家的方向，“咚咚”磕了几个响头，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大人都别过了头。 几年后，十五岁的王继曾穿上军装，要去兰州上学。火车站台上，养母一遍遍给他整理衣领，养父则把二十个煮鸡蛋硬塞进他的挎包里。 不远处的月台上，吴仲廉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转身对秘书说：“把我这个月的津贴，全都留给老乡！”她比谁都清楚，有些恩情，一辈子也还不完。 王继曾就在这双重母爱下长大，后来成了一名地方干部，他从不避讳，总是很骄傲地跟人说，自己有两位母亲：“一个生我养我十载，一个教我革命道理。” 每年清明，他都会带着子女回到临泽，在王学文夫妇的墓前，雷打不动地摆上两样东西：一碗红糖水，和半块发了黑的银元。 那碗糖水，是敬那十年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而那半块银元，则无声诉说着一个母亲在国难当头时的悲壮托付，和一个普通家庭在战火中闪耀的人性光辉，这笔横跨血缘与时代的“账”，或许永远也算不清。 信息来源： 红网《百年颂 湘女梦丨吴仲廉：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性》 中国妇女报《"红军娃"故事里的军民情深》 人民法院报《浙江法院"女包公"——追忆新中国首位高院女院长吴仲廉》 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吴仲廉：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鏖战河西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