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一场秘密逮捕行动正在北京饭店悄然展开。被逮捕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的元老级人物潘汉年。 1955年春天，北京城里乍暖还寒，但政治空气已经热得烫手。当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正在开，地点就在北京饭店。这地方，当时可是个地标，能进出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议开得怎么样，外面人不知道，但里头的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就在4月3号这天晚上，会议刚一结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进了北京饭店。他们没有声张，直奔一个房间。房间里住的，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 潘汉年是谁？这么说吧，在中共的地下情报战线上，他是个传奇，是元老中的元老。从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到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再到解放战争，他领导的隐蔽战线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新中国的地基里，有他的一块重要基石。 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罗瑞卿见了他，很客气，但说出的话却像冰碴子：“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潘汉年当时是什么反应？史料上记载不多，但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个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的人，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心理素质极强。他可能没有惊慌失措，甚至可能有一种“靴子终于落地”的平静。因为，他心里揣着一个埋了十二年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在他来北京开会前，刚刚向组织和盘托出。 他以为这是解脱，没想到却成了通往深渊的门票。 这事儿，得从1943年说起。 当时潘汉年作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的负责人，活动在龙潭虎穴般的上海。他的任务很复杂，既要跟日本人周旋，又要跟汪伪政权打交道，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斗智斗勇。为了获取情报，开展工作，跟三教九流的人见面是家常便饭。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他抱憾终生的事——他私下会见了汪伪政权的大汉奸汪精卫。 这件事的起因，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从中牵线。李士群这个人很复杂，他一面给汪伪卖命，一面又和我党有联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跟潘汉年说，汪精卫想见见中共的人。潘汉年当时可能想，这是不是一个了解敌人内部动向，甚至策反高层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往往有“临机专断”的权力，因为你不可能事事请示。潘汉年就这么去了。他和汪精卫的见面很短暂，也没谈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这件事，性质太严重了。私会头号汉奸，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 潘汉年自己也知道这事儿的分量。他回来后，思前想后，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没有向任何人汇报，包括他的单线联系人，甚至延安的中央。 为什么不报？这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可能有几层顾虑。第一，他觉得见面没谈出什么成果，汇报了没啥价值，反而显得自己冒失。第二，他担心这件事说不清楚，自己有理也变没理，毕竟“私会汪精卫”这六个字，本身就是一颗政治炸弹。第三，他可能过于自信，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和忠诚，完全可以消化掉这个“污点”。 时间快进到1955年。 当时中央正在处理“高饶事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为了肃清不良风气，毛泽东在会上号召高级干部们，要主动把历史上的问题跟组织讲清楚。 潘汉年当时就坐在台下。这番话，句句都像敲在他心上。他那个埋了十二年的秘密，像火一样在心里烧。饶漱石是他的老上级，饶一出事，潘汉年感觉自己也岌岌可危。他坐不住了，觉得必须向组织坦白。 于是，他找到自己当时的老领导，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潘汉年把自己当年会见汪精卫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陈毅听完，大惊失色。他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但还是安慰潘汉年，说你跟组织讲清楚了就好。陈毅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中央。 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毛泽东的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看后，批了八个字：“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随即，就有了罗瑞卿在北京饭店的这次逮捕行动。 很多人不理解，潘汉年是主动坦白的，为什么反而不信任？ 潘汉年是什么人？是中共最顶尖的情报专家。和汪精卫见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十二年都不说？这十二年里，见过毛泽东多少次？你和中央那么多领导同志打交道，为什么偏偏就隐瞒了这件事？ 这种“不老实”，比犯错本身更严重。 潘汉年被捕后，罪名一步步升级。从最初的“隔离审查”，到后来直接定性为“内奸”，判了无期徒刑。 他被关押了二十多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副市长，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囚徒。直到1977年，他病逝在湖南的一座劳改茶场，终年71岁。临终前，他都没能等到为自己正名的那一天。 1982年，也就是潘汉年去世五年后，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一切名誉。文件明确指出，认定潘汉年是“内奸”是错误的，他在会见汪精卫等问题上虽有错误，但不能由此断定他是“内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