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在举行授衔仪式之际，他竟猛地一把扯下肩章，而后扬长离去，紧接着便立下了一则坚定的誓言：死后决然不会身着军装下葬！ 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16年生。家里穷得叮当响，是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但他脑子活，念过几年私塾。那个年代，革命的火种在湘赣边区烧得正旺，这火也点燃了少年段苏权。他10岁参加农民运动，14岁入党，16岁参加红军。 这小伙子是真能打，也有文化，所以在军队里成长得飞快。到1934年，年仅18岁的段苏权，已经成了红六军团下属的黔东独立师的政委。一个18岁的师政委，手底下管着上千号人，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迎来了最残酷的转折。 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战略转移，黔东独立师接到死命令，必须在贵州石阡、镇远一带拖住国民党十几个团的兵力。这是一场几乎没有生路的任务。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带着这支孤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阵地上，打了整整27天。 他们完成了任务，主力突围了。可这支小小的独立师，也几乎被打光了。在一次突围中，段苏权的右脚踝，被三颗子弹瞬间打穿，骨头都碎了，血流不止。警卫员背着他拼命冲出包围圈，最后把他藏在了当地一位土家族老乡家的一个隐蔽溶洞里。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地狱模式。他在潮湿阴冷的洞里，发着高烧，伤口严重感染、溃烂流脓。等他从昏迷中醒来，传来的消息是：黔东独立师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牺牲。部队以为他肯定也活不成了，甚至给他开了追悼会，档案里，他成了一个“烈士”。 一个活着的“烈士”。 他拖着一条几乎残废的腿，凭着一股“我必须归队”的信念，一路乞讨，躲避着敌人的搜捕，艰难地回到了湖南茶陵老家。 回家了，但日子更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家乡，他这个“赤匪头子”要是暴露了，全家都得完蛋。为了活下去，也为了掩护自己，他隐姓埋名，装成一个瘸腿的普通农民。白天给米行当脚夫，扛麻袋，晚上就偷偷找报纸，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红军的消息。为了让身份更可信，他甚至被迫在乡亲的撮合下，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姑娘。 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没人知道这个跛着脚、沉默寡言的“段瘸子”心里憋着多大的火，藏着多深的思念。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眼巴巴地望着天空，却找不到自己的那根线。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他终于打听到了八路军的消息。他辞别家人，毅然踏上了寻亲之路。当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延安时，许多老战友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任弼时见到他，又惊又喜，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你小子，命真大！” 归队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段苏权凭着出色的能力，战功赫赫。辽沈战役时，他指挥的东野八纵在黑山、大虎山一带死死挡住了廖耀湘兵团的退路，为全歼这支国民党精锐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后来，他又被派去组建空军，在朝鲜战场上，身为一个“旱鸭子”，硬是总结出了一套套空战战术，为年轻的人民空军做出了巨大贡献。 按理说，就凭这份履历和战功，授个中将是稳的。可问题就出在了那“消失”的三年上。 1955年评衔时，负责审查的同志犯了难。段苏权这三年的经历，虽然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但缺少足够的旁证。在那个极其讲究组织程序和历史清白的年代，一段长达三年的“脱离组织”的空白期，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硬伤”。甚至有人提出了诛心之问：这期间，他有没有被敌人策反过？ 这种怀疑，对于一个把命都献给革命的人来说，比子弹还伤人。最终，组织考虑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在他的军衔评定上，往下压了一级，定为少将。 所以，怀仁堂的那一幕，是积压了二十多年的委屈、痛苦和不甘的总爆发。 你说段苏权脾气不好，不懂顾全大局？没错，在那个场合，他的行为确实有些失当。但他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争的不是军衔高低，而是组织的一份信任，一份对他那段九死一生经历的清白认定。这份清白，比将星更重要。 你说组织错了？也不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要正规化，一切都要讲规矩、讲证据。审查严格，也是为了保证队伍的纯洁性。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那个年代的人。 段苏权直到1993年去世，再也没穿过军装。下葬时，他穿的是一身普通的中山装。 然而，赌气归赌气，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没有含糊过。授衔风波后，周总理亲自点将，让他去极其艰苦的老挝，帮助寮国人民修筑公路。年近六旬的他，二话不说就扎进了热带雨林，顶着疟疾和美军的飞机轰炸，圆满完成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