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年，大明洪武二十三年。南京城内风声鹤唳，诏狱再起，朝廷权臣人人自危。年已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押入大牢。朱元璋只冷冷一句：“司马懿七十尚叛主。”一代开国元勋，就此伏诛。李善长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苦撑几十年，到头来，却成了“胡惟庸余党”的首席替罪羊。
元末天下大乱，流寇四起，兵祸不断。李善长出身布衣，本是定远县一位塾师，文人出身，无兵无势。但他有一样东西特别硬：脑子。他比谁都明白，这乱世里想活命，靠拳头不如靠头脑。
1354年，朱元璋攻占滁州后，李善长投奔而来，不拿刀，也不持剑，靠一手文书策划、后勤调度，硬生生成了起义军中最管账的大脑。他出谋划策、协调将领、操办粮草、整顿法纪，一桩桩一件件，让朱元璋这位出身和尚的领袖如虎添翼。
等到1367年，大明还未正式建立，朱元璋就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权力——宣国公、左相国。封赏之高、职权之重，宛如汉代萧何。之后的盐茶制度、币制改革、财政重建，哪一样没他的手笔？
1370年，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国号正式为“明”。李善长更上一层楼，封太师、韩国公，赐丹书铁券，名义上终身免死，实质上更像政治免疫金牌。朝廷之上，文臣看他眼色，武将避他锋芒。开国功臣数十人中，他位列首席，几乎一手奠定了新朝政权的雏形。
可这世上最危险的，从不是敌人，而是你曾扶持的人登上了皇位之后。
风光了十几年，李善长却开始察觉到不对劲。自从胡惟庸倒台，局势悄悄变了。
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一场高层政治清洗骤然袭来。胡是宰相，政务繁杂，原由李善长一手扶上。但他谋反一事被坐实，牵连甚广，李善长也未能独善其身。虽靠着丹书铁券侥幸保住性命，但实权被夺，形同软禁。
朱元璋冷眼旁观，没动他。但他心中那把称功罪的秤，已然在李善长那边悄悄下沉。
1385年，李存义等人涉案，朱元璋未处死，仅流放崇明。但在朱的逻辑里——李善长的亲族为何频频与反贼有所交集？这不是巧合，这是潜藏的火种。
后来，李善长替丁斌求情，更是踩了雷。丁斌被指为胡惟庸死党，李却出面说情。这不是讲义气，是挑战皇权。朱元璋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更严重的是他家造府第，竟从信国公汤和处调来卫士三百人。汤和当即禀报，朱元璋勃然大怒。一个卸任的老臣，何需三百卫士？是怕人来抄家，还是准备反攻？
明面上，李善长依旧风平浪静，府门开闭如常，宾客往来频繁。但朝堂之上，已无人再提“功臣”，只怕他哪天忽然“受审”。
1390年，风暴终于来了。朱元璋发布诏令，重启诏狱，宣布要肃清“胡惟庸余党”。
这一年，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满头白发。按理说，早该归隐田园颐养天年。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被以“知逆谋不举，观望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列入首批清洗名单。所谓“谋反”，并非亲自策划，而是知情不报，罪名虽虚，却能致命。
审讯时，丁斌等人供出——李存义曾向其父提议参与政变，还允诺封王厚赏。这供词是真是假，不再重要。在那个人人自危、纸张都要审讯的年代，有人供出你，就等于你死了。
那天，李善长跪在刑场，身体颤抖。他没有挣扎，没有争辩，只抬头看看天，再看看执刀的兵士。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据《昭示奸党三录》记载，他在临刑前曾自陈年老无力，七十余岁“已无图谋之心”。可朱元璋冷冷回道：“司马懿七十尚叛主，岂能以老为由？”
短短一语，锁死了所有退路。
三刀六斧，断送了一代丞相。
李善长死了，可故事没完。他不是一个人倒下，而是牵连了整个家族。
仅数日内，妻子、弟弟、侄子、外甥、门客，总共七十余人全部斩首。诏书昭告天下：“奸党李善长，附和胡惟庸，图谋不轨，已伏法。”
儿子李祺因娶了朱元璋女儿临安公主，勉强保下一命。但好景不长。靖难之役中，李祺被指暗通燕王，最终被迫自尽。临安公主悲恸欲绝，从此不问世事。
李善长的侄子、亲族，凡挂名入籍者，无一幸免。丹书铁券，在这场政治清算中成了废纸。
有人为他鸣不平。第二年，王国用冒死上书，说李善长无罪，冤枉至极。朱允炆继位后，象征性地恢复了李善长子孙部分名誉。但时代已变，功臣之家，再无昔日荣光。
这场政治浩劫，最终变成朱元璋的胜利。他清除所有开国旧臣，把国家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但这条通往皇权极峰的道路上，血迹斑斑，满地尸骨。李善长的死，不过是最响的一声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