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扫厕所老太向国家捐赠24亿，其目的就一个：替丈夫赎罪。 1963年的北京旧鼓楼大石桥胡同，一辆“吉姆”轿车的到来打破了胡同的宁静。身着正装的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带着工作人员下车询问，最终目光落在了那个手持扫帚、正在清扫路面的老太身上，“您就是耿维馥同志吧？我们找您有要事相商。” 这个穿着打补丁衣衫、双手布满老茧的老人，正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巨额财产捐赠者赵碧琰，而侨办找上门的原因，是要帮她追回丈夫赵欣伯遗留在日本、当时已价值数十亿的财产。 没人能想到，二十一年后，这位靠扫厕所维生的老太会将追回的财产中24亿捐给国家，只留下一句：“替我丈夫赎罪。” 要弄明白这笔巨款的由来，就绕不开赵碧琰的丈夫赵欣伯，这个被称作“伪满洲国产婆”的汉奸。赵欣伯早年曾留学日本，是中国第一个拿到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这份学识最终没用到正途上。 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结识了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日本军官，回国后借着张作霖、张学良的扶持，成了东北有名的亲日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彻底倒向日本，牵头成立“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还当上了伪奉天市市长，后来又成了伪满洲国首任立法院院长，连“满洲国”这个国号和“新京”的命名，都出自他的主意。 赵欣伯的巨额财产，全是靠着汉奸身份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将他视作亲信，一次就赏赐近万两黄金，这成了他的“第一桶金”。 手握大权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利用职务便利大肆敛财。1937年他因贪污被伪满政权指控，干脆带着家人旅居日本，用搜刮来的钱财在东京及周边买下大片土地和房产，甚至在一处住宅地下挖了密室，藏着30箱金银珠宝。 心思缜密的赵欣伯担心自己的汉奸行径日后遭报应，特意将所有财产都登记在妻子赵碧琰名下，想给妻儿留条后路。 1939年他回国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这些日本的财产就委托给日本人铃木弥之助打理，没成想这一放，竟成了日后的大麻烦。 1945年日本投降，赵欣伯因汉奸罪被捕，1951年在看守所猝死。他一死，日本的财产立刻成了众人觊觎的肥肉。 受托人铃木弥之助伪造文书，声称赵欣伯夫妇去世后财产归自己所有；东南亚各地冒出十几个冒充赵碧琰或其亲属的骗子，都想吞掉这笔钱。 而此时的赵碧琰早已改回原名耿维馥，带着儿子赵宗阳隐居在北京胡同里，靠扫厕所和捡菜叶度日。 她知道丈夫留下的是“脏钱”，更怕沾上这笔钱会引来灾祸，只能对财产之事绝口不提，任由外面的人争得头破血流。 侨办找上门时，赵碧琰起初是拒绝的。她坦言丈夫是汉奸，这笔钱来路不正，不想再牵扯其中。 可廖承志告诉她，这笔财产是中国人的资产，不能让它白白落入外人手中，国家帮她追回，是要维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 这番话打动了赵碧琰，她改回“赵碧琰”的名字，授权侨办派来的律师陈焜旺帮自己追讨财产。 这场跨国官司一打就是二十一年，律师团队跑遍中日两国，找来了她的改名证明、儿子赵宗阳的出生证明、在东京治疗眼疾的病例等一系列证据，才戳穿了铃木弥之助的假文书，推翻了那些冒名者的谎言。 1984年，日本法院终于判决，赵碧琰是这笔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此时财产估值已高达30亿人民币。 拿到财产继承权的赵碧琰，没有丝毫犹豫就做了捐赠决定。有人劝她把钱留给儿子赵宗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毕竟她扫了十几年厕所，住的十几平米小屋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可赵碧琰态度很坚决：“这钱是赵欣伯当汉奸时刮来的，沾着老百姓的血汗，我守着它良心不安。国家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该捐出去，替他赎点罪。” 1 985年5月，她在日本签下赠予书，明确扣除国家垫付的开支和税收后，80%的财产（约24亿）捐给负责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20%留给家人，还特意立下遗嘱，子子孙孙不得更改这个决定。 当时有人议论，赵碧琰捐钱是为了给丈夫洗白名声，可了解她的街坊都知道，捐赠前后她的生活没半点变化，依旧每天清晨清扫公厕，衣服破了还是自己缝补。 直到国家给了赵家一笔生活补贴，她才不用再捡菜叶。在我看来，赵碧琰的“赎罪”从来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而是源于内心的愧疚与清醒。 那个年代，不少汉奸家属都想方设法掩盖历史、转移财产，可她却主动把丈夫的不义之财交还给国家，这种勇气远超常人。 她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知道“拿了不该拿的钱，心里不踏实”，知道丈夫的错不能用时间抹去，只能用行动弥补。 1989年赵碧琰去世，享年89岁。她到死都没享过一天福，却留下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往事。要知道，1984年中国普通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块，24亿相当于几万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能买下当时北京几千套房子。 可对赵碧琰来说，这笔钱的价值从来不是数字，而是对国家的一份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