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宇霆被张学良轻易杀害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糊涂。除了轻易让他人战胜了自己的阴谋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他对杨宇霆这个人的本质没有看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更具破坏性和令人悲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面对日军进攻节节败退，短短四个月就丢了整个东北。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却很少有人想到，这悲剧的种子，早在两年前的沈阳帅府就已埋下。 1929年1月10日深夜，奉系老臣杨宇霆在老虎厅被张学良下令枪杀，这个曾帮奉系打造出亚洲顶尖兵工厂、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人物，没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张学良杀杨宇霆时，以为是清除了“威胁”，可他没看清的是，杨宇霆不是要夺权的奸臣，而是能帮东北扛住风浪的“定海神针”，这份糊涂，比任何阴谋都更让东北陷入危局。 杨宇霆在奉系里的角色，从来不是简单的“老臣”，而是派系平衡的关键。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奉系内部有旧派武将、新派留学生、本土文人三股力量，互相不服气，全靠张作霖压着。 杨宇霆不一样，他出身军校，懂军工懂外交，跟旧派武将能谈练兵，跟新派留学生能聊战略，连本土文人都佩服他管财政的本事。 比如东北兵工厂，刚开始的时候只能修修旧枪，杨宇霆接手后，不仅引进了德国设备，还把旧派武将手里的资源、新派的技术人才整合到一起，没几年就做到了能造重炮、能产弹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系的弹药补给比直系还充足，靠的就是这厂子。 可张学良没看懂这层——他只看到杨宇霆跟各路人马都能说上话，就觉得是“拉帮结派”，却没意识到，没了杨宇霆，奉系内部的派系矛盾早晚会爆。 更让人心疼的是，张学良把杨宇霆的“操心”当成了“夺权”的信号。张作霖去世后，27岁的张学良刚接位，日本就逼着签“满蒙新五路”协议，想把东北的铁路控制权抢过去。 杨宇霆知道这事的厉害，亲自去南京跟蒋介石谈判，又在东北内部协调各方，硬是把这事拖了下来。可他性格直，看到张学良年轻，有些事考虑不周全，就忍不住多嘴。 张学良想把东北的军队缩编，节省军费搞建设，杨宇霆急得直拍桌子，说“日本就在家门口盯着，兵少了怎么守”；张学良私下里抽大烟、跟朋友打麻将，杨宇霆也敢当面批评，让他“别丢了老张帅的脸”。 这些话在杨宇霆看来，是把东北当成自己家才说的实在话，可在张学良眼里，却成了“倚老卖老、管得太宽”。 加上身边人在耳边吹风，说“杨宇霆这么强势，早晚要把您架空”，张学良心里的猜忌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当时张学良身边的王永江、杨毓珣等人，特别会利用他的不安全感。王永江是管财政的，跟杨宇霆在军费问题上一直有矛盾，就经常跟张学良说“杨宇霆手里管着兵工厂，又跟军队里的人熟，万一他想做点什么，咱们根本拦不住”。 杨毓珣更是直接，伪造了一份杨宇霆跟常荫槐“私下接触日本领事”的假电报，拿给张学良看。 这些人没说杨宇霆真的反了，而是不断放大“可能性”，利用张学良没经历过复杂政治斗争的弱点，让他觉得“先下手为强”才安全。 可张学良没想想，杨宇霆要是真想去找日本，当年日本军官主动找他谈支持他取代张学良时，他怎么会当场拒绝？要是真想要兵权，他管兵工厂这么多年，怎么没给自己安插一个带兵的职位？ 对比同时期阎锡山处理老臣的方式，更能看出张学良的糊涂。 阎锡山身边的徐永昌，也经常跟他吵得面红耳赤，徐永昌反对阎锡山跟冯玉祥结盟，说“冯玉祥反复无常，靠不住”，阎锡山虽然不高兴，却从来没动过杀徐永昌的念头，反而觉得“他敢说真话，是为我好”。 后来阎锡山跟蒋介石闹掰，徐永昌还帮他稳住了山西的局面。可张学良没这份判断力，他把杨宇霆的“不同意见”当成了“挑战权威”，把杨宇霆的“能力强”当成了“威胁”，最后用最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后，张学良还特意让人写了篇文章，说自己是“为了东北稳定”，可实际上，奉系内部的老臣们全慌了，连杨宇霆这样的功臣都能说杀就杀，谁还敢真心做事？ 杨宇霆死后，东北的麻烦很快就来了。东北兵工厂没了能整合资源的人，生产效率掉了一半，以前能保证军队弹药充足，后来连常规训练的弹药都不够。 奉系内部的派系没人调和，旧派武将互相拆台，新派留学生跟本土文人对着干，张学良想推个新政，连个能帮他落地的人都没有。 日本那边一看，东北没了杨宇霆这样的硬茬，侵略的胆子更大了，两年后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那时候张学良才发现，身边连个能帮他出主意、扛事的人都没有，可再后悔也晚了，杨宇霆的命换不回来，东北的局面也再也回不到从前。
